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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张老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样一个和您对席而坐的机会，与您畅谈您的法学人生以及法学界的发展。在读大学之前，您已经工作了吗？ 张文显：:对，我是工农兵学员，1974年上的大学，在这之前工作了4年。1970年开始在工厂工作，一个是钢铁厂，一个是石油机械厂，都是在河南南阳地区。当时一些重要的工厂都建在山区，我们就在山区里搞建设。两年以后，也就是1972年，从工人中选拔干部，我有幸被推荐出来。当时南阳地委组织部进行考核，总共选出四名干部，到南阳地委工作，也就是现在的南阳市委。我在南阳地委工作了两年，1974年被推荐上大学，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当时的竞争还是很公正的，那一年我们机关最初推荐了十多位，其中有些是领导干部的亲属、身边工作人员。最后确定了两位同志，一位到郑州大学，一位到吉林大学。我选择了吉林大学，我之所以选择吉林大学是因为当时的《南阳日报》负责人是从吉林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他告诉我吉林大学是国家的重点大学，长春是一座很美的、很现代的城市，有长春电影制片厂、第一汽车制造厂，更有很多国家级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他建议我去吉林大学。 Q：您觉得这4年的工作对大学的学习有什么帮助么？ 张文显：四年的工作经历，特别是在山区参与两个工厂建设和创业的两年，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劳动，什么是创业，什么是集体，什么是人生，什么叫做艰苦，什么叫做磨练。也使我切身感受到了公正，我出身于农民家庭，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亲属当中没有一个当官的，没有任何权势背景，也没有任何经济资源，我之所被选拔为干部、被推荐为大学生，取决于自己的劳动表现和工作成绩，取决于同志们的认可，取决于选拔的客观标准，取决于民主推荐的情况。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公正”，感受到党风政风的“良好”。说实在的，我感谢那个年代，怀念那个年代。在工厂工作时，白天和战友们一起劳动，晚上加班，参与《战地通讯》之类宣传品的采访和编辑，那时没有打印机，我们自己刻蜡板出《战地通讯》和简报。在南阳地委工作期间，正值全国范围内批林批孔，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经典文献的热潮。我跟着一起学习。这是我第一次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借助各种各样的辅导材料，似懂非懂地看完了这些书。那时候，南阳地委办公室秘书班子经常为领导写讲话稿、为报刊杂志写文章，每次写稿都要经过“吹路子、拟大纲、分头写、总合成”，且需要经过多次修改。每次修改，都要给领导提交一份抄写清晰的稿件。有时候大秘书们懒得抄写，就让我代劳，他们说我的字写得不错。在抄写过程中，我时常提出些修改意见，很多意见被采纳。久而久之，得到了秘书们的认可，他们吸收我直接参加讲话和文章的撰稿。因此，我有了写“大文章”的经验，为我积累了一定的文字功底。 Q：法律系是您的首选专业么？ 张文显：那时不存在自己选择专业的问题，都是指定的。我读法律专业纯粹是“歪打正着”，或者像有些记者所说的是“误撞”。在南阳地委机关推荐大学生时，领导希望派两个干部学习政治专业。当时的招生信息显示吉林大学和郑州大学都有政治专业，我拿到的录取通知书也是“吉林大学政治专业”，到学校报到时才发现吉林大学没有政治专业，经过核查，确定是“政法专业”，即吉林大学法律系政法专业。大概是工作人员书写潦草，把“法”写成了“治”。如果不是这一“失误”，我可能无缘成为一名法律人，一名“法学专家”。我的法学专业和法律人生就是这里开始的。 Q：您对当时的吉林大学法律系有什么感觉？ 张文显：当时全国范围内只保留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吉林大学法律，并经批准从1973年开始招生。我们能够进入吉林大学法律系学习，从心理上感觉非常自豪，因为毕业后将成为一名政法干部。记得入学之后的政法专业教育主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为无产阶级专政上大学》。 那个时候，吉大法律系的教师队伍基本上没有解散，这些老师被成建制的保留了下来，法学的各大领域也几乎都开设了课程。包括宪法（一开始讲的是“五四宪法”，后来补充讲“七五宪法”）、民法（除了婚姻法之外，主要讲民事政策），刑法（没有刑法条文，主要讲刑事政策），国际法（国际法讲了很多，因为当时国际法比较稳定）、诉讼程序规定（尽管没有诉讼法文本，但是有一些适用于法院立案和审理的程序性规定）、侦查学（用现在的术语应叫做“证据科学”，有法医、技术鉴定、步法跟踪等）。那时检察院还没有恢复。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讲的比较多（当时正值“评法批儒”，法律思想史是热门课程）。作为政法专业，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学的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国家与法的经典著作，比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论国家》、《论人民民主专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此外，也学习、《资本论》、《矛盾论》、《实践论》等。那时候的学习非常重视师生之间的互动，要求工农兵学员上课堂，所以我还登上讲台讲过商鞅、荀子、韩非的法律思想（当然是皮毛之言啦）。我对先秦法律思想和中国法律思想的兴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Q：看来您在吉林大学的本科学习非常充实。 张文显：是啊，我们那个时候对上大学真的是非常珍惜，当作人生中最宝贵的机会。我的中学同学当中，数来数去上大学的也就四五个，虽然不是百里挑一，至少这几个人的运气还是不错的。总的来说，我在吉大法律系本科三年的学习中，还是很有收获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学习很有激情，完全是自主自发的，学习与实际结合的比较紧密，很多学习带有研究性质。记得1975年西方国家发生大范围经济危机，同学们立即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资本论》，用资本论中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研究经济危机的原因与形式，组织讨论会。我们学习经典著作的积极性很高，每周固定一两个中午，吃完饭不是回到寝室午休，而是马上回到教室里开始讨论理论问题，包括认识论、实践论、矛盾论，包括国家与法的关系等等。虽然那个年代不存在国际化、全球化的意识，也没有那样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学外语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一些同学一大早就起来学外语，我记得班里有一个姓郎的“老大哥”同学已经三十六七岁了，孩子都已经上了小学，仍然坚持零起点学英语，从吃力地背单词到简单会话再到阅读短文，进步很快。 Q：在您大学本科学习中，您感觉印象最深的是哪位老师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