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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我到了北京大学法律系进修现代西方法哲学课程。这门课程是由著名法学家沈宗灵先生开设的，当时国内只有沈宗灵教授能够开设这门课程。在北京大学进修期间，我参加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组织的外语考试，当时有28位考生参加笔试和面试，录取了七位，我很有幸被录取。当时有的人很纳闷，认为我的外语水平不足以被录取。他们说的有道理，因为我的外语几乎是自学的，应该说听说能力都比较一般，但是我掌握的词汇量很大，阅读的速度快，理解比较准，也有一定的写作能力。被录取之后，很快于当年8月份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Greenawalt和其他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当代西方法哲学，特别是英美法哲学。 Q：能否请您谈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生活? 张文显：我的录取通知上写的是攻读硕士学位，但是到美国后，科恩教授建议我做专门研究。他跟我讲：既然你已经硕士毕业了，而且还作了讲师，你是要这个学位，还是想在美国真正搞点研究，我说当然想搞研究，这样我又从硕士转为访问学者，专门研究西方法哲学。当时听了很多法哲学的课程，并且到社会学系和到国际政治系去听课。一年以后，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认为吉林大学的张文显是来真正搞学问的，天天在图书馆和教室，而且有什么学术讨论会都可以看到我，所以又额外资助我半年。这样我在美国呆了一年半。回国前，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特别给了我一张支票，指定了纽约的一家书店，让我选购了许多专业书籍。后来才知道这是委员会的破例。1985年春回国回校当年，我就开设了当代西方法哲学的课程，把在美国时差不多完成的一本学术著作出版出来，这是我的第一本著作——《当代西方法哲学》，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Q：在各种法学研究方法中，您最欣赏哪一种呢？ 张文显：实际上，研究方法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学术研究范式。学术研究范式包括研究方法，但不限于研究方法，包括了理解系统和学术规范，包括了学术的志趣。近代以来，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增长有两种比较流行的方式。一是通过批判、即通过证伪与纠错检验理论假设、纠正理论错误，推进知识增长；二是通过科学范式的引领和转换、即通过提出一套全新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推进知识更新和科学革命。我比较欣赏范式理论。范式问题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来的，他认为，科学的革命就是范式的根本转换。把库恩的范式理论运用于法学研究，可以把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法学研究概括为阶级斗争范式。在阶级斗争范式下，对法是这样理解的：法是阶级矛盾的产物，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专政的工具，法是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的工具，法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这样一个理论适应了革命时期推翻旧制度的需要，必须把旧制度描述成是血淋淋的、惨无人道，践踏人权的，才能动员人们起来革命。这样的法学理论范式到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就不适应了。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社会问题，而这个时候我们反倒要加强法治，这是一个严重的矛盾。破解这一矛盾，必须破除阶级斗争范式，彻底转换法律观念，树立新的对法律的理解系统和研究方法。另外，以前法律的理念，都是国内法的理论，把法定义为由国家制定、并由国家强制保证实施的。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内法与国际法交织在一起，如果再坚持过去的理论，很多问题就解释不通了。例如，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就不好解释为由统治阶级的国家制定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则。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法无法解释为由一个统治阶级的国家保证实施的，国内法的研究范式就要转化成全球化的研究范式。所以我是从范式的角度讲最欣赏哪一种，而不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考虑。研究方法无非是实证的，反思批判的或者语言分析的方法。 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的研究范式，一是提出权利本位范式，二是大力推动全球化范式。权利本位范式大家都很熟悉，这里不说了，说一说全球化范式吧。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出现全球化态势。进入新世纪之后公共事务、环境、人权也加快了全球化进程，我们面临着一个立体的全球化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法律思维要有一种全球的逻辑、全球的视野。 此外，部门法哲学或者说是应用法哲学的范式，也是我积极推动的法学研究范式。部门法与法理学之间要有一个桥梁，我把这称为部门法哲学，连接着法哲学和部门法，这样就把理论和实践、逻辑和经验结合起来了。我专门写了部门法哲学的论文，介绍了部门法哲学的属性、方法对象，发起召开了三届部门法哲学研讨会。 当然，不管采取哪种研究范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必须树立国情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国情意识也是一种研究范式。国情意识就是要有一种中国意识，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要有一种中国经验的观念，要总结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我们的教训和经验，还要有中国作为开放的大国的胸怀。所以说，有中国特色，不是说封闭起来谈中国，我们今天谈中国特色，是谈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面向世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中国特色。和三十年前比，和五十年代比，和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屈辱的历史比，中国现在是一个开放的、对外不卑不亢的大国。我们要建构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集中了我们中国的经验和鲜明中国意识的法哲学意识体系。我正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体系，我们不能再照搬西方法学的概念体系，不能再照搬西方的话语体系。和经济上、政治上的地位相同，我们在法学和法治上也要有大国地位，有中国的话语权。 Q：您如何评价现在的学术规范执行情况？ 张文显：我认为这些年法学界的学术规范进步非常大。不久前我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给法理学教师上培训课，讲到了学术规范化的问题，我也专门写过关于学术规范化的文章，谈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法学界在学术规范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时也讲到了存在的突出问题。现在的文章和三十年前的论文相比，注释、引用都更加规范，这是巨大的进步。当然，最主要的不是技术规范的进步，技术规范的进步相对容易。我认为更深层次的学术规范是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学术创新它们是决定学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最高尚的学术规范，最近几年我们才基本实现了讨论问题时的民主和自由。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讨论学术问题，经常被上纲上线，动不动就给他人扣上“自由化”、“僵化”的大帽子，指责别人背叛老祖宗，或者指责别人因循守旧，这不是学术的规范，而是一种斗争的规范。我认为这种深层次的学术规范，值得好好总结。 Q：能否请您谈谈目前中国的法律学者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或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