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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几年本人供职的法学院的一次毕业典礼上，作为教师代表，我曾做过一个题为“守望正义，一生平安”的发言，记得当时不仅把学生们感动了一把，还把自己也说得热血沸腾，仿佛社会上有了新法律人的加盟，中国的法治状况会立竿见影，发生较大改观。几年过去了，每年夏天我还会如期送走一批学生，偶尔也会在他们的留言簿上写下“守望正义”这四个字，只是如今多少觉得有些落笔容易落实难，“正义”的事业很高大上，法律的职业却很世俗。法律从业者只有在那些琐琐碎碎的细节中孜孜矻矻地抠索，才能彰显出法律中所隐含的正义。记得《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一书中，谈到法律前辈于振鹏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选择法律专业时的想法，“法律专业属于‘进可攻、退可守’的学问，至少保证自己不受人欺负，小可以谋生，大则可以服务众人，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确实，在三百六十行里为数不多的既可以作为从业者谋生手段，又寄托了人们社会理想的职业中，法律无疑是其中之一，而法律人的“初心”，确实就是这高大上的社会公平与正义。我们的法学教育虽以笼统地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法律事业接班人”为目标，法学毕业生可以在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任何单位任职，是一种职业“万金油”，不过，理论上的法律职业仍然特指律师、检察官和法官，所以，在琐碎的日常中对正义的守望，也就成了他们的“诗和远方”。 以律师为例。在许多人眼里，律师不是解决纠纷的，相反却是麻烦的“制造者”。没有律师，警察可用“非常手段”获得证据，检察官可以“差不多”的罪名起诉，法官也可以恣意地出入人罪，当然如果没有律师，很多职业似乎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在古代不就由包大人把从现场勘查、案件侦破、升堂问案到开刀问斩的全过程都“包”了嘛，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不也因为把替“坏人”说话的律师撤消后，检察官没了“对手”，所以也就干脆废除了检察制度嘛！当然正因为没有讼师或律师“找麻烦”，才炼成了窦娥案这样的千古奇冤，也才有了遇罗克、张志新等被草菅人命。 因此，律师是一个专门为“坏人”说话的职业，即便某人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终究还会有为他说话的人，这个人就是律师。只有在允许律师进行充分辩护的情况下，对一个人的定罪处刑才有可能是公平正义的。律师的职业伦理，要求他必须以当事人的利益为利益，必须在程序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不择手段”地建构出最有利于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明，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尽可能地提出具有相当智识分量的论辩。在一般的委托辩护中，律师通常会尽职尽责地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而在法律援助案件中，或许由于费用的低廉，就会有律师以消极的不作为来敷衍塞责，这个时候当事人的权益就可能被牺牲。这种情况即便在号称律师大国的美国也时有发生，而以律师未能提供有效辩护为由，要求上诉法院推翻有罪判决的案件，就大多是由政府提供的免费律师进行辩护的。免费律师往往并不对案件进行认真研究和悉心准备就匆忙上阵，在实践中，有的律师出庭辩护时喝得半醉，有的律师在审判时睡觉，还有的律师由于专业水平低，责任心差，该找的证据不找，该提的请求不提，最终使得被告人被定罪。这样的律师只是以其仪式性的“在场”，帮助法官完成了一场形式上的审判，至于被告人的利益却因律师的无效辩护而得不到保障。 这并非毫无根据的臆想，而是有案例为证。在马跃的《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一书中，曾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说有一名无辜的被告人被控犯有杀人罪，在审判时，他的律师竟然酣然大睡，最后被告人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死刑。被告人以律师未能提供有效辩护为由，要求上诉法院推翻有罪判决。不过州最高法院却维持了原判，其理由是辩护律师虽然在审判时睡觉了，但他并没有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都睡了觉，他还是为被告人做了一定辩护的。州最高法院还认为被告人并没有提出律师如果没有睡觉，陪审团就不会判他有罪的证据。在这里，州最高法院的论证也是够荒唐的。被告人在上诉失败后，作为死囚犯在监狱里被关押多年。后来，检察官在处理其它案件时，偶然发现他是无辜的，被告才被宣告无罪，释放出狱，避免了像中国的呼格或聂树斌那样被冤杀的悲剧。这种情况绝非个例，在伊利诺伊州，从1987年到2000年的13年中，竟有14名死刑犯是被错误定罪并被判处死刑的，而据跟踪调查，当年为这些死刑犯辩护的律师大多为政府为其指定的免费律师。试想一下，假如一个人的生死完全仰赖另一个人精心细致的工作，而受托之人却满不在乎、掉以轻心时，被告人的内心该是怎样的绝望，人间还有何正义可言？ 也许有人会说，美国的法庭是由律师“主宰”的，所以“表演技艺”精湛的律师在司法舞台上才能大有作为。而在我国司法体制中，“以庭审为中心”的理念还缺乏公安、检察等职能部门的尊重和认同，律师的辩护权还受到一定的限制，他们对案件的介入总是会引起公权部门的担心，所以律师可能会被排除在诉讼程序的某些阶段，特别是刑事检控的初始阶段之外，而在其他环节中，律师也与检控方处于实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律师的“在场”也就更具有仪式性，其辩护的积极性当然会打折扣。不过，即使辩护空间受限，只要倾注心血和精力，真正以被告人的利益为旨归，律师一定能找到对被告有利的辩护点，而真正有正义感的法官，一般也不会忽略律师的努力和贡献，在判决中加以采信和考量。 有一位前几年毕业的学生，说到她初当律师时因没有案源，律所就把一件法律援助案件分派给她。她并没有因为是法援案件就放松自己的职业要求，而是精心地阅卷，细致地搜集有利于被告的证据，辩论中将例行公事漫不经心的公诉人驳得哑口无言，最终被告被判缓刑，被告及其家属自是千恩万谢，法官则因“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没遇到过这么负责的法援律师”而向她表达了敬意，更让她惊喜地是连“对手”检察官都对她表现出由衷的钦服，一向站在“正义”制高点上的检察官，居然败给一个“菜鸟”律师，其原因并非学历或经验，而是一份对待工作的细心和责任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