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名单的出炉，关于青年法学家的评选活动也最终尘埃落定了。每一届选出十位法学家，至今，中国就有了80位青年法学家。如果照此以往，中国会产生多少法学家？绵绵无绝期呀！这还只是青年法学家，前几年不是还评选什么资深法学家？ 但到底什么是法学家？法学家真的是选出来的吗？至少，在我们的心中，这个答案还是模糊的，甚至，我们的认识与我们的现状在某种程度上是背道而驰的。试问，那些选出来的法学家有几个人能够配得上如此称号？ 我想，但凡能够被称得上“家”的群体，都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从古罗马的五大法学家算起，法学家的这个群体就一直处于社会显眼的地位。法学家群体的盛衰往往与一个社会法治的状况密切相关。在法治社会构建的进程中，法学家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一句话恰到好处的概括了这个群体长盛不衰的秘诀：“他们时而被政权用作工具，时而把政权作为自己的工具。”，他们一边为权力地扩张效犬马之劳，一边又为限制这个权力而坚持不懈。因而，法学家这个群体似乎总是处于某种矛盾与分裂的状态。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学家就是这种矛盾与分裂的产物。但是能够成为“家”的群体，他绝对不会是政权的鹰犬，但他却应该成为限制政府权力，保障自由的温和而又理性的斗士。当然，被称之为“家”，这也是对其社会独特地位的一个体现，法学家自然也不应该例外，除了专业知识之外，更多的独特性还是体现于精神层面的。而这一点才是我们法学家评选活动所缺失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托克维尔在走访一些美国人和研究美国法律之后，就在他的不朽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中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美国人赋予法学家的权威和任其对政府施加影响，是美国今天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最坚强的堡垒。由此可见，法学家正是在与政权的关系之中突显出其独特的功能与作用，进而彰显出法学家的精神。 因而，如何构建法学家的权威，或者说如何赋予法学家权威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我想这种权威不单单是学术权威吧，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社会权威。政府是否能够将这种权威传递给它所选出来的法学家呢？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政府的权威与法学家的权威到底是不是同一种权威？如果你认为法学家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群体，那么，至少他与政府应该保持相当的独立性。 而今天的中国有法律工作者，却未必有法学家，更没有所谓的法学家的精神。尽管我们会创造出一些法学家的名头，但大都名不副实。毕竟，法学家不是选出来的，谁决定法学家，法学家必被谁所用，没有独立，何来独立之精神？而又如何发挥防止民主偏离轨道的功能？因而，在今天谈论法学家的精神为时尚早，但却不得不谈。法治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法学家精神的支撑，这一点似乎也无需讳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