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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读起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在那一种恬淡的乡土的味道里体悟到的却是一种浓郁的乡情，乡音不改，乡土依旧，乡情难舍。这都是每一位游子难舍的情结。 在家的这段日子，我听到的是乡音，我感受到的是乡情，我立足的是乡土。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人情温暖的所在，貌似真诚的寒暄，好似诚心的关照，茶余饭后，家长里短，似乎邻里邻外，情意绵绵。但是，当我们透过人们的闲言碎语、行事风格以及处事习惯，我发现乡村的生活并不像我们表面看来的那般的美好与温馨。 其实，所谓的人情社会实际上就是“发于情而止于利”的社会。乡土、乡情与乡音也只体现为人们在地域层面上的一种身份认同。但这种认同会带给我们某种错觉，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所处的乡土社会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社会，与西方的商业社会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我们会认为乡土社会塑造了一种不同的人性模式。 可是，我发现在我的周遭的生活里，人情只是虚假的外衣，而利益才是其内核。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讲，人情社会充满了伪装与算计。当然，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伪装与算计并不会表现为某一种“恶”，乡土社会也是熟人社会，即便是“恶”也不会明目张地表现出来，当然，这也并不是绝对的。在我看来，乡土社会是人们对生活功利性的考量与算计的结果。 就比如说，过年走亲访友，表面上是联络感情，而背后则基本上与利益相关。说这样话似乎有一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对于人情社会之中的每一个人而言，大概是心知肚明的事情。你到我家或我到你家，以情感的名义实现利益的输送与交换。 在过年这样的节骨眼上，花钱是很讲究的，花多少，怎么花，成本几何……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人们斤斤计较的问题。他们不仅会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且还会考虑以后的利益收成。这一点每每在过年的那几天体现的十分的明显。所以，我十分反感这一套，本来过年时对么美好的日子，结果被这种算计搞得很不痛快。 就像礼尚往来，这个词语十分直观地表达乡土社会的运行特点。尽管，礼尚往来，是指在礼节上注重有来有往，借指用对方对待自己的态度和方式去对待对方 。但在具体的生活中，这种礼节性的往来往往转化为金钱上的往来。这一点在我们生活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也开始表现得十分普遍。 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投资，只不过他们是打着人情的幌子而已。而一旦自己的投资得不到回报，即自己的利益预期没有实现，人们就会毫不犹豫撕去人情的伪装。就像“谈钱就伤感情”，真可谓是经验之谈。利益与人情的纠结，最终输掉的一定是人情。 事实上，任何通行的惯例都是利益计算被不断完善与实践的结果。人情社会可以形成习惯，但却更容易破坏法律。习惯总是被隐性地改变，而法律却总是被明目张胆地破坏。所谓的法不责任，是乡土社会里人们普遍的心态。而这正是在人情社会之中的法律处境尴尬的原因之一。 就像《物权法》在农村的施行情形就是十分糟糕的，例如作为物权主体的集体组织就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土地承包的做法也与《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有很大的出入。甚至，许多农村的很多做法大都处于“违法”的状态。物权的观念远远没有深入人心。基层政权的法治建设依旧任重而道远。当然，在法律无法立足的情况下，乡土社会往往通过“理”来达成问题的解决。 每一个人都会有每一个人的“理”，因而，这里的“理”实际上就是个人在对自身利益考量基础之上得出的结论。由此而论，“理”为个人私器，而法律方为天下人公器。在人情社会之中中“隆理而废法”，这就是法律的尴尬处境。今天的中国法治举步维艰，固然与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有着莫大的关系，而人情社会也无疑对法治的运行有着重大的影响。 实际上，人情社会并非是我们所熟知的抽象概念，而是更具像的生活状态。人们往往通过金钱购买或维护人情，反过来又通过人情来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利益为目的，而人情只是获得利益的手段之一。可见，所谓“潜规则”并不能涵盖人情社会的规则运行状况。 人情社会是由利己主义者组成的社会，几乎没有稳定的规则生成的可能性，它是通过利益不断调整的社会。人情社会的变化在表面看起来是十分缓慢的，而实际上其内部的调整是十分迅捷的，甚至是十分剧烈的。 就像我们已经听到过太多兄弟反目，父子成仇，夫妻相残……而这一切大都也因为利益的纠葛而起。这也是人情，这是却道有情却无情啊！我们可以这样说，人情社会也会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社会。 另外，如果我们依然将法律的所有都看作是利益运作的结果，而不顾及法律所倡导的价值。就像很多学者在奉行“利益说”的同时却极有可能得出反法治的结论。利益的全部不是法律，法律的全部也不是利益。法律不仅仅是手段，更应该是目的。否则法律与人情无异，由法律主宰的社会也与人情社会无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