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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按】下文是10天前，在这个年度的“情人节”里，我和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许天问同学在北京小聚时对话的梗概，仅凭记忆写出。觉得对正在成长的年轻学生们思考问题而言，可能会有些帮助，故刊载于此，以与读者们共勉。 这个情人节，本来想在一家韩国料理店招待这位姓许名天问，来自重庆、长相清奇、性格腼腆、学养深厚，满怀学术情怀的后生。可惜节后该店尚未开张，只好移步附近的一陕西风味餐馆：每人一瓶啤酒、一个肉夹馍、一碗羊肉泡馍，共食一盘小菜。小伙到京，正寻求考某大学某先生之博士生，也算是来和我说说他的想法。之前经西南政法大学周力博士推荐，读过其论文，印象颇深，实为俊才。今夜虽头次见面，但我俩一老一少聊的甚是开心，话题也不乏深刻。据说平常很不善言谈的他，今天话匣子却被完全打开。可惜，我因晚上有其他既定计划，吃饭、交流一个半小时左右便告辞。期待小伙子甘坐冷板凳，一心求新知，在学问路上，精进有为，硕果累累！ 我散步归来后，回味与天问的聊天内容，觉得还蛮有意思，内容也蛮丰富的！故归纳了如下几点，觉得有些趣味，下面是我们聊天的内容梗概。 1、德性、功利与经济分析 天问强调德性的独立品性，并从西方德性观念的源头谈起，一直谈到德沃金的德性生活—宪法观。在谈及桑本谦他们钟情的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时，他认为该种方法对于解释德性问题帮助不大，因为它所能描述的，只是外在的，因此必须诉诸于后果考量。 我则强调任何德性追求，都有动机因素，否定德性的动机因素，等于说否定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德性一旦消弭人的动机，意味着人成为道德木偶。只要有动机因素在其中，意味着经济分析的进路就可以抵达其中，因此，经济分析不仅是后果考量的，还可以深入到动机考量。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就对动机因素甚为关注。这正是即便在哲学中，也能把诸如幸福、善这样的概念通约为精神利益的缘故所在。我还以浙东“实学”对心学和理学的超越为例说明该问题。与此同时，我建议他对德沃金德性宪法观的研究，还可以和罗尔斯、诺奇克、哈耶克、麦金泰尔，特别是与边沁、哈特、拉兹等的法律道德说和哈贝马斯的程序道德说进行比较，甚至也可以和古典中国一些学者的德性生活（秩序）观比较地看待。听到这里，天问微笑了，这小伙笑起来很好看，怪不得我认识的一位才女对他那么钟情。 2、我们的德性与功利观出了什么问题？ 以上述话题为基础，我们还谈到了功利和伦理的关系，谈到了对待德性、德性生活、德性秩序以及社会伦理的基本态度。为什么要提及这一话题？这一方面是对我国长久以来理解德性问题时以偏概全的一种纠偏：似乎功利和道德不能得兼，利益与伦理正相反对！我特别以坊间传说中我国伦理学家王润生曾经的遭遇为例作了说明：王润生的硕士论文《功利主义伦理学》及其遭遇很是令人唏嘘。据云，见到该文，一些伦理学界的权威强调功利主义唯利是图，怎么还能有什么伦理学？伦理学强调道义，功利主义强调利益，两者势同水火，如何从中开发出伦理学来？因此，据说王润生受了许多委屈。“八九风波”后，他只得旅居海外。 另一方面是对我国社会—政治教化中，对道德、伦理、人格等概念超越人类本性的宣扬与追求的一种反思。我强调所有道德、伦理本来是人们生活和交往秩序的心理认同和规范形式，因此，它尽管可以略微高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以此作为规训手段，规范和引导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它绝不能逃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太远，否则，它就不但不可能构造德性秩序，反而只能耽于乌托邦幻想。我进一步以上世纪80年代我国伦理学界为例说：彼时，有一批富有现代精神的伦理学家如前面提到的王润生，还有肖雪慧、韩东屏、王磊、远志明等，他们的伦理学见解虽发人深思，但不见容于一些权威，甚至也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需要。所以，即使改革开放了，道德与功利、伦理与利益的关系始终没有处理好。 今天我们如果要研究宪法或法律的德性，更是不可能不关照人们普遍的、公平的功利关怀的，因此，更需要经济分析手段与道德价值手段的某种结合。对我讲的这些事实，天问似乎并没有注意过，但对最后这个结论的前半段，天问显然有所准备；而对后半段，天文是否接受？我们还没来得及细谈。 3、理解、误解与学问之道 交谈中，天问强调很多人在阐述经典作家的作品时自觉不自觉地在误解经典作家及其作品，他还列举了他读书中发现的数例误解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实例。我在肯定其说法的前提下，强调误解的不可避免性。把这一话题和研究者如何超越自己的研究对象相结合，我强调学术研究中的超越，可能路径有二： 一是误解。误解虽然对原作而言不太尊重，但对误解本身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完全可能挖掘出出人意表的学术成果来。我以日本学界以及我国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一些学人的主张和故事为例，说明这种可能性。误解不同于曲解，对误解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挖掘、论述，甚至可能形成因误解而生的学术流派，尽管它是歪打正着，但其可能繁荣学术的后果颇值深思。 循着这一话题，我还特别指出在翻译作品中，这种误解更容易产生，尽管我的外语能力欠佳，但对语言学界有关翻译的学说略知一二。有些人强调语言的可译性，有些学者则坚执语言是不可译的，特别对那些和一个民族文化紧密相关的词汇，只有深入其语言内部，在其母语中才能得到准确的、圆润的理解。可见，有理解就有误解，有翻译就有误解。不能摆脱误解，顺着误解继续思考，就不失为一种方法。对此，天问表示能够理解并接受。 二是批判超越。这是研究者通过对研究对象的逻辑解构和批判，站在研究对象的肩膀上超越研究对象。也是研究者以自觉的主体意识超越研究对象——其每每或者另辟蹊径，或者在另一视角上说话。我强调我们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学术文化成果是对的，做一位别家学术思想文化的纯粹的传布者也是很荣光的，但毕竟这不能更加凸显一个人作为主体的位置。因此，在传布中寻求超越和创新，应当成为我们的冲动——即使一时不能，但不能没有这种想法和冲动，否则，就是对学术主体性的自我挫伤。 4、作为精神现象学，并寻求理解的诠释学 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俩都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诠释学，因为天问对这一学问颇有心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