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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家乡的年俗，初三就到“年末”了。过了这天，勤快的人就开始给地里挑肥送粪，喜欢休闲的人则背着双手，浪门儿串户（一直持续到年十五）。所以，在家乡，初三实际是春节的最后一天。这天乡人们的主要活动有三，即浪门儿、耍秧歌和送纸。这些事儿的背后，都蕴含着一定的“法俗”。 1、浪门儿（即走亲访友）。这天，乡民们或在本村，或在邻村要走亲访友，联络感情。这不仅是一般的情感往来，而且因之会导致实际的利害得失，因此，浪门儿不是虚掷时光，而是通过闲谈而投资。人缘好、品行高的人，浪门儿有好吃好喝好招待，人缘不好、品行低劣的人，进得门人家都嫌弃，这样的人倒是自己也很知趣，浪门儿时求取不多、说话也少。而这种人缘，直接涉及一个人在乡间遇到大事时人们帮衬的积极性。人缘广大的人，一遇到大事，人们都会真心实意地忙前跑后，予以帮衬；反之，即使人们出力也不出活，聚在一起则打扑克说笑话磨洋工。乡民们的关系，明显地具有熟人间相互帮衬的契约特征——一家有喜有难，家家出人出力。特别是在当下，平时壮劳力基本在外打工，在家的只有老弱病残。我上大学离开所生活的小村时该村有120人左右（不包含姜家岖），现在平时在家的仅50人左右。所以，在耕田、播种、收晒、打碾等方面相互帮衬，是村民间不成文的一种契约和“法俗”。对此，邻县秦安学者魏小强副教授曾专门撰文论及。 2、耍秧歌。据老人们讲，家乡耍秧歌的年俗很久。“文革”虽基本废除，但之后又如雨后春笋。我小时候因为太笨、缺乏灵气，大人都不让我出角儿，进秧歌队。但内心又很想参与，于是，有一年争得了一个敲锣的任务。那年小村的秧歌轰动一湾，十里八村的人都请我村的秧歌队演出，除了舞龙狮、跑旱船之外，一曲“天上娑罗树儿什么人来栽，地上九曲黄河什么人来开”，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每进入或离开一个村庄，我作为敲锣的小伙计，感觉无比荣光！方才家乡微信群传来邻村李家堡今天开演文艺晚会的视屏，直看得我思乡情切、老泪纵横！耍秧歌是一项集体公益活动，集敬神与娱乐为一体。但作为公益活动，必须有资金支持。这资金一旦和敬神联系起来，乡民自觉出资一般不在话下，成为一项无需动员、已相约成俗的“法俗”。今年李家堡村的文艺演出活动，则采取了网上集资的新方式。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李家堡人纷纷出资，十分踊跃。集资款项全部在网上公开。这开辟了家乡耍秧歌集资的新方式，但会不会成为一种表现上述“法俗”的日常手段？还有待观察。 3、送纸（即送先人）。大年三十把先人接回家后，透过袅袅香烟，接通神人；奉献满桌珍馐，表达怀思，从而先人在享受几天人间饭食烟火后，这一天必须把他们送走，以便“各归各位，各安各事”（礼遇先人，吾乡过去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还要单独接送一次——当天接，当天送。近三十年，我未在家乡过元宵节，不知这一乡俗是否还存？我小时候，这天接或不接先人，各家不同，有些家庭坚持，有些家庭则不太在意）。这既承续着前述“尊祖崇先”的精神追求和宗法教化，也是对孝道传统的仪式化、规范化弘扬。宗法文化的特点即孝道，其规范表现乃“法俗”。古人云：“百善孝为先”，此一传统不仅内化在国人的精神世界，而且也是国人的行为规则——这一点，我身边那些相当“反传统”的亲友们，在行动中也相当坚持，甚至比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坚持。昨晚散步时看到一位年近半百的孝子推着轮椅上的老妈妈，边走边弓下腰来和老人家谈东说西，很是温馨，极为感人！因此，孝道这一“法俗”，成为吾族文化的精神支柱之一，也是吾族之公共“法俗”。它直接牵连着家国治理，故家风、家训、家教、家声等的状态，直接决定着一户人家齐家的状态。可见，送纸送走的是先人，留下的却是孝道精神和孝道规范。在一定意义上，吾国春节的“法俗”，其全部宗旨，就在于通过它而弘扬这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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