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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阿蒂亚（P.S. Atiyah）、萨默斯（R.S. Summers）：《英美法的形式与实质：法律推理、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金敏、陈林林、王笑红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4-28页。 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参见[美] 史蒂文-J.-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4页。 参见[美] 爱德华-H.-列维：《法律推理引论》，庄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转引杨晓娜：《法律类推适用新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 参见杨晓娜：《法律类推适用新探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4-67页。 参见杨晓娜：《法律类推适用新探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6、194页。例如，卡尔-拉伦茨认为，“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之一即是类推适用”，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3页。 参见[美]罗伯托-曼戈贝拉-昂格尔：《法律分析应当何为？》，李诚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律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2-163页。 参见杨晓娜：《法律类推适用新探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 参见杨晓娜：《法律类推适用新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类推是通过一个上位概念而推导”，“类推能否成立，取决于类推基础的一般化是否足以令人信服”，参见[德]埃尔马-邦德：“类推：当代德国法中的证立方法”，吴香香译，载《求是学刊》2010年第3期。 参见杨晓娜：《法律类推适用新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6-67页。 参见吴从周：“论法学上之‘类型’思维”，载杨日然教授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法理学论丛——纪念杨日然教授》，台北月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39页。 参见杨晓娜：《法律类推适用新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1-73页。 有学者指出，类推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思维方法，类推的过程具有归纳概括性，类推结论的获得具有演绎性。参见杨晓娜：《法律类推适用新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7页。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103页。 参见高铭暄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有学者将“类比推理”与“类推适用”或“比照适用”等同，是指在法律没有明确的文字规定的情况下，比照相应的法律规定加以处理的推理。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在我们看来，此处将类比推理限定在“法律没有明确的文字规定的情况下”，进而将其等同于“类推适用”，具有两方面的不妥：一是类比推理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也可能运用，例如在公众场合驾驶汽车撞向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行为，需要与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决水等行为进行类比，方可认定其是否属于“其他危险方法”；二是“类比推理”与“类推适用”作为不同的两个概念存在，可以更好地区分作为法律推理层面的“类比推理”和作为类推制度层面的“类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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