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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人言都让人感到可畏，比如祸从口出、流言蜚语、闲言碎语、说长道短、冷嘲热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等。那些别有用心的信口雌黄，真的是积毁销骨、众口铄金，更是让人百口莫辩、不寒而栗，于是有人就认为沉默是金。一般来说，普通人在茶前饭后海阔天空式的闲谈，很少有什么明确的企图。广义上的人言，比如文学作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一般也没有太大的关系。除去个别人谈话中无意间伤害到他人，更多的人是通过言论来实现自己的各种目的。 古代人办事最讲究名正言顺，比较典型的是为了出师有名，通常要起草一篇檄文。比如唐代徐敬业起兵反叛时,骆宾王就写了《为徐敬业讨武瞾檄》。再就是皇帝要处死谁，一定要想法列出几十大罪状。把自己先摆在道义的高度，让对方声名狼藉，做起事来自然要容易一些。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封建社会，岳飞的罪名竟然是“莫须有”，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其实为了皇帝的利益，没有什么不能牺牲的，有没有罪名其实都不会影响事情的结局。这和狼吃小羊时没什么两样，无论小羊有没有说狼的坏话，狼都会把它吃掉。 面对权力与利益，既有弥漫着战争硝烟的火与剑，也有外交人员的纵横捭阖、唇枪舌剑。苏秦游说各国，佩戴六国相印；毛遂的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足见谈判对政治的巨大作用。只是在那种社会体制下，官大一级压死人，“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地位不等，根本不可能据理力争、分庭抗礼。虽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农民起义式的反抗，由于改变不了社会体制结构，所以只能演化成改朝换代的工具。 自秦代的暴政迅速土崩瓦解以来，历代统治者开始注重从思想上控制民众。在清代，反抗朝廷大多被陵迟处死，而层出不穷的“文字狱”让文人噤若寒蝉。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下，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自然会成为明哲保身的人生格言。人们在权力的高压下或许可以苟且偷生，但决不会得到幸福。没有权利保障的高官显爵、万贯家产，随时都可能成为过眼云烟。有些人看到权力能够带来的巨大利益，而对权力趋之若鹜，用奴颜媚骨来换取一点儿残羹冷炙。殊不知，残酷无情的权力斗争，会严重扭曲人的心理，风光无限之后常常是身败名裂。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官场上，就是想全身而退，恐怕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普通人之间的利益，大体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如果有一方侵犯另一方的利益，总可以据理力争的。就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吃了亏，也可以像祥林嫂那样找人诉苦的。假如有人故意污蔑、诋毁别人，一般也不会受到太严重的损害。因为每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自己没有太大关系的事情，也不会过于关注。像阮玲玉那样感到人言可畏而自杀的，毕竟是极少数。 而权力表面上和个人的关系不是特别大，特别是自己劳动的收入，或者购买物品，似乎并没有权力的介入。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分配和以往已经大不相同。权力表面上没有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比如农民种的粮食，主要还是用于农民的生活。然而，各种产业的生产效率是不同的，人们如果在选择各种行业的机率不等，无疑获得社会财富的机率就不等。在正常情况下，权力应该尽力缩小这种机率的不平等，而不应该有意保护这种不平等。 可是，权力终归是世俗的，掌握权力的人更是世俗的。在权力得不到应有监督的情况下，他会尽可能为自己谋取利益，极端的情况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民众对这种情况大多是敢怒不敢言，统治者也会动员一切力量，证明他是“真命天子”，他的统治是合法的。不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不是说“彼可取而代也”，就是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于是，每个王朝统治时间或长或短，都会改朝换代。让人感到可悲的是，无论任何方式建立的王朝，都没有真正实现“等富贵、均田地”，这或许就是利益诱惑的结果吧？ 正因为如此，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了。就单个人来说，自然是没有能力和政府讲条件的。但是普通人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的问题又不能不解决，个人没有力量，个人的声音没有人听，甚至也不允许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表达普通人的声音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普通人整体上的利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让普通人联合起来，却是很难的。普通人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是他们任人宰割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他们必须要有自己利益的代言人，这些工作通常是由政党来做的。但政党拥有执政权力以后，是否还能做为普通人的代言人，就很难说了。在这种情况下，对执政党的如何监督就显得特别重要了。监督的主要方式，就是要让人说话，不然人们的利益就无从谈起，这也就是言论自由能够保障人们利益的根本原因。现在信息的平台越来越多，可是人们是否能够真正运用言论自由保障自己的利益，恐怕还需要一个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