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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对古希腊怀疑学派进行了简要概述：怀疑主义之成为一种学派的学说最初是由亚历山大时期的皮浪（死于约公元前275年）提倡的。对于感官的怀疑从很早以来就一直困扰着希腊哲学家。智者们，特别是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曾经被感官知觉的模糊及其显著的矛盾而引到了一种有似于休谟的主观主义。皮浪在对感官的怀疑主义之外，又加上了道德的与逻辑的怀疑主义。据说他主张绝不可能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使人去选择某一种行为途径而不选择另外的一种。在实践上，这就意味着一个人无论住在哪个国家里，都是顺从着那里的风俗的。一个近代的信徒会在礼拜日到教堂去，并且奉行正确的跪拜仪式，而不必具有任何被人认为是足以激发这些行动的宗教信仰。古代的怀疑主义者奉行着全套的异教宗教仪节，他们的怀疑主义向他们保证了这种行为不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他们的常识感又向他们保证了这样做是便当的。 怀疑主义自然地会打动许多不很哲学的头脑。人们看到了各派之间的分岐以及他们之间的争论的尖锐，于是便断定大家全都一样地自命为具有实际上是并不可能获得的知识。怀疑主义是懒人的一种安慰，因为它证明了愚昧无知的人和有名的学者是一样的有智慧。正象希腊化时期的每一种学说一样，它本身就成为了一付解忧剂而受人欢迎。为什么要忧虑未来呢？未来完全是无从捉摸的。你不妨享受目前，未来的一切都还无从把握。因为这些原因，怀疑主义在一般人中就享有了相当的成功。 怀疑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来说，并不仅仅是怀疑而已，并且还可以称之为是武断的怀疑。科学家说：“我以为它是如此如此，但是我不能确定”。具有知识好奇心的人说：“我不知道它是怎样的，但是我希望能弄明白”。哲学的怀疑主义则说：“没有人知道，也永远不可能有人知道”。对此，波浪的弟子蒂孟（死于约公元前235年）提出了一种理智上的论证，这种论证从希腊逻辑的立场来说是很难于答覆的。希腊人所承认的唯一逻辑是演绎的逻辑，而一切演绎都得象欧几里德那样，必须是从公认为自明的普遍原则出发。但蒂孟否认有任何找得出这种原则来的可能性。所以一切就都得靠着另外的某种东西来证明了；于是一切的论证要么便是循环的，要么便是系在空虚无物上面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锁。而这两种情形无论哪一种，都不能证明任何东西（罗素在评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时曾引用了一个演绎推理的三段论：凡人都有死（大前提）；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所以：苏格拉底有死（结论）。他认为这个看似公认为自明的大前提只是或然的，只要当有活人存在的时候，它就不可能是确切无疑的。再如第一因的问题，即便最后归结到上帝，也还存在着一个又是谁创造了上帝的问题）。 古代的怀疑派并不怀疑现象，也不疑问那些他们认为是仅表示我们所直接知道的有关现象的命题。蒂孟说过两句话，一句是说：“现象永远是有效的”。另一句是说：“蜜是甜的，我决不肯定；蜜看来是甜的，我完全承认”。一个近代的怀疑主义者会指出，现象仅仅是出现，它既不有效也不无效；有效或无效的必须是一个陈述；但并没有一种陈述能够和现象联系得如此之密切，以致于不可能有虚假。由于同样的理由，他也会说“蜜看来是甜的”这一陈述仅仅是高度或然的，而不是绝对确实可靠的（罗素本人是否也可算作是一位当代的怀疑主义者？他承认知识必须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关于经验范围以外，是否有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以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如何等问题，都是不可认识的。他说：“我们永远都不能证明在我们自身之外和我们经验之外的事物的存在。”他否认经验世界的必然性，坚信经验事实中只有重复性，没有必然性，必然性只是一种动物的“原始信念”：因为过去的多次重复，并不能保证未来必然重复。他写道：“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预料太阳明天还要出来，预料下一顿饭时不会中毒。”他还打了一个比喻：一只小鸡自春天从蛋壳中孵化出来起，每日定时受主人喂养，经过数百天的重复使它产生定时进食的必然信念。但在一个圣诞节的早晨，它出乎意料地被主人抓住脖子宰掉后，作为节日的美餐吃掉了。人也不能迷信自然界的必然性，否则会有丧生的危险）。 蒂孟的学说有似于休谟的学说。他认为某些从未被人观察到的东西，就不能有效地被我们所推知；当两种现象屡屡被我们观察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推知另一个（休谟的见解：“因为甲，结果乙”，意思只是甲和乙事实上经常相连，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关连。“我们无法洞察这种连结的理由”。笛卡尔派格令克斯的“二时钟”说：假定你有两个都十分准确的钟，每当一个钟的针指整点，另一个钟就要鸣响报时，因此倘若你眼看着一个钟，耳听另一个钟的响声，你会以为这个钟促使那个钟打点）。 皮浪的学说，通过与蒂孟同时代的阿塞西劳斯（死于约公元前240年），被代表柏拉图传统的学园接受过来。大多数人所接受于柏拉图的乃是信仰一个超感的理智的世界，信仰不朽的灵魂对可朽的肉体的优越性。但在某些方面也可把拍拉图看作是宣扬怀疑主义的。其笔下的苏格拉底是自称一无所知的，我们自然而然地总把这话认为是讽刺，但是这话也可以认真地加以接受。有许多篇对话并没有达到任何正面的结论，目的就在要使读者处于一种怀疑状态。有些篇对话――例如《巴门尼德篇》的后半部――则似乎是除了指明任何问题的正反两方都可以提出同等可信的理由而外，并没有什么别的目的。柏拉图式的辩证法可以认为是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若是这样加以处理的话，则它本身就成为对于怀疑主义的一种最可赞美的辩护。这似乎就是阿塞西劳斯所解说柏拉图的方式，他自认为仍然是在追随着柏拉图的，他砍掉了柏拉图的头，但是保留下来的躯干却无论如何仍然是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