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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清末实施新政期间，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在《奏停止刑讯请加详慎折》后，仍遭到一些人大臣的反对，认为如果罪犯有罪证据太少、却又拼死抵赖的话，不用刑讯就难以结案，也有碍司法公正的实现。当然，晚清政府的这一举措，还是受到了普通百姓的欢迎。1908年，年仅17岁的胡适，就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停止刑讯》的短评，“我们中国讯官司的时候，专用各种刑法，屈打成招，往往有之。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也？要晓得这用刑讯一事，是文明各国所没有的，所以前年便有上谕，要停止刑罚，如今法部又行文到给各省的地方官，一律停止刑讯。唉！这是狠好的，只是太便宜了那班大盗老贼了。”这最后一句的感叹，倒也反映了民众的一般心理。 不消说，从清末发展至今，刑讯逼供早已失去了它的合法性，甚至还将刑讯逼供入刑。然而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现实生活中因此而致伤致死的案件还时有发生，近年来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或减少刑讯逼供现象，由此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还是会时不时地见诸报端。为聂树斌们的冤案平反固然给人以“正义从不缺席”的慰藉，却免不了死者不能复生的遗憾，因为与其事后昭雪，莫如事前的预防，预期在谷底准备一辆救护车，不如在悬崖边安装防护栏，这或许是呼格、聂树斌们用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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