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河水没变,宝塔山没变,可吴满有的风光一去不复返了。没有明确的指示,但人人都知道,吴满有的时代结束了。杨培柱是他家的长工,曾经回忆,吴满有当年回家时只带着一个背包,一回来就被叫到县上,又被叫到乡上,过了没几天,县委组织部召开柳林乡的党员大会,宣布吴满有是叛徒,开除了他的党籍。 没有人知道吴满有那时的心情。他已是百口莫辩。杨培柱曾口述当时的情景。说吴满有脱下衣服,让家人看他身上被打的伤疤。“老汉一讲到这些事情,就伤心地哭,说不能提了,冤枉事肚子里装着,算了,不提了。” 他也曾试着为自己辩解。据吴家人说,吴满有曾给中共中央写了三封信,但没有回音。 1947年时,胡宗南的部队曾打回延安,吴满有家被掘地三尺,粮食等都被掳走了。吴满有不愧是“能人”,回到家后,贷款又买了四五十只羊,后来发展到170多只。晚年,他就在山坡山放羊,家人常常看他痴痴地站在风里。据家人说,1951年夏,王震曾派人来接他去新疆,他死活也不去。说:我反正受过来了,就在家受,不去了。 1957年,全国都在搞人民公社,动员农民“入社”,吴满有死活不入。乡里来人劝他,他也不入。李锐的回忆文章写到,当年的吴枣园高级社社长吴世昌说,他多次去劝吴满有,吴满有都不愿说话,有一天晚上,再劝时,老汉哭了,只说:我是社会的废人,你别来了。后来,乡里把他的二儿子吴凌旭特地从新疆叫回来,劝他,他勉强答应了,等儿子走了,他还是坚持不入社。 那时候的吴满有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吴志明觉得,自己能懂。“我爷爷就是个劳动者,他知道入社了就搞不好劳动。” 另外,他也觉得,爷爷是伤了心了。 “他心情一直不好。后来眼睛也瞎了。”81岁的张建珍说。她是吴志明的母亲,也是吴满有的儿媳妇、吴仲富的妻子。她始终支持吴志明为爷爷“伸冤”。 吴满有临终前的最后三个月,张建珍一直在身边照顾着。她记得,自己是腊月里从横山老家到延安来照顾公公的。那时候,吴志明出生才一岁多,被抱到爷爷的病床前,爷爷疼爱地在他身上捏了一遍。 那可能是吴志明和爷爷唯一的一次亲密接触。三月里,榆钱儿刚抽绿芽芽时,爷爷走了。就埋在吴枣园的家旁边。 那是1959年,人民公社已经办不下去了,饥荒正开始蔓延。这个一辈子种粮爱粮的老汉,没有看到那场即将到来的大饥馑。 四 关于吴满有是否“叛变”,其实一直是有疑问。 李锐的文中他写道:吴满有是被逼迫在国民党西安电台广播的。当时,他说了句:同胞们,我是吴满有,共产党对穷人好。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个姓吕的国民党军官推开,骂他,共产党挂羊头卖狗肉,你还信口胡言。后来,人家找了一个在国民党青训大队的陕北人,叫汪铿清,口音和吴满有接近,念了吴的“反共宣言”。 这篇文章还提到,被俘后的吴满有,曾经请人给延安南区的合作社主任写过一封信,讲被俘后的情况。另有一封当年的延安县保卫处保卫科正副科长写给上级的信,信中说,吴满有曾通过另一位被俘的副乡长,给当时的边区主席林伯渠捎话,说,不要怕我忘记共产党……如果听到广播的话,那是假的,不是我。如果我死了的话,在革命队伍里还有几条根,还能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为我复仇。” 1989年的延安市党史资料通讯中,有“毛岸英在吴家枣园”的内容。延安宝塔区党史办的李树德,曾就吴满有“是否叛变”的事专门做过调查,还去了铜川,找当年国民党青训大队一位叫柳中宇的人。之前,柳曾给有关方面提供一个书面资料,证明吴满有的电台讲话是被人顶替的。 当年胡宗南的杂志《爱国青年》中曾发过“吴满有专号”,并广泛散发。其中有“吴满有的讲话”,但满篇文诌诌的,有号召“为三民主义奋斗”等等。吴志明说,这一看就是假的嘛,我爷爷大字都不识一个,咋会这样说话? 尽管有许多疑点,但最终并没有给出真正的结论。1998年2月,中共横山县委曾给陕西省委组织部提交一个文件,内容还是“ 关于要求给吴满有尽快落实政策的请示报告”,请求陕西省委组织部对吴满有的事情进行调查。在这之前,吴家也不断给中央组织部写信,要求调查。 吴志明说,组织部的人确实派人调查了,但调查的人没有下到延安来。他也没有见到书面的结论。 “那时候,我老跑省委组织部,后来听说有结果了,我就带了半片羊,去了。结果和他们吵起来了。他们说,调查过,你爷爷就是叛变了。他们说在北京档案馆、西北军区档案馆,都记载得‘已叛变’。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到陕北来?他们说,到黄陵县,路不好就不来了。我一听就火了,路不好就不来了。陕北老者那么多,知道情况的,你们访谈过几个?” 吴志明一说起这些事,气就不打一处来。 五 1976年,吴志明还不到20岁。有一天,父亲急急忙忙离开横山石湾镇的家,说要去延安,把爷爷的坟迁回来。因为吴枣园附近要盖学校了,不迁就要平坟了。 吴志明记得那个夜晚。天黑透了,父亲回来了。进了窑洞,人都累散架了。父亲把爷爷的骨殖,放在架子车上,从延安,走了两天一夜,拉回来了。一路弯弯曲曲,不知过了多少沟坎,爬了多少山梁。在吴志明眼里,这是父亲一生的壮举。回来后,爷爷被安葬在老家——一个叫“阳台儿”的山峁上面。当年他逃荒离开老家,后来在延安城风光半生,最终,还是回到这寂寞的山梁上来了。 这件事,给吴志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是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想着,要把爷爷的事情弄清楚。他高中毕业后当了10多年民办教师,后来,因为工资太低,就不干了。家里养了驴,养了羊,前半年粮食种下,让老婆种着,他就出去打工。2008年12月,手边稍微攒了点钱,他就专门去了北京找李锐。 “那一年,刚好高岗老婆80大寿,横山县组织了个慰问团,还有唱歌跳舞的,我就随慰问团去了。他们坐飞机,我没钱坐飞机,就提前坐火车去。”吴志明说。 一开始,他和“慰问团”的人一起住宾馆,没掏钱。等慰问团走了,他就住晚上20元的小旅馆。一天,带上从老家带来的小米、绿豆,他敲开了李锐家的门。“李老可精干了,白头发,个不太高。说话慷慨的很。说我爷爷是被冤枉的。但彻底平反可能很难。” 吴志明到现在还后悔。“在李老家呆了一个多小时。我后悔那次没有好好问一问关于我爷爷的事,都拉闲话了。” 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