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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河水没变，宝塔山没变，可吴满有的风光一去不复返了。没有明确的指示，但人人都知道，吴满有的时代结束了。杨培柱是他家的长工，曾经回忆，吴满有当年回家时只带着一个背包，一回来就被叫到县上，又被叫到乡上，过了没几天，县委组织部召开柳林乡的党员大会，宣布吴满有是叛徒，开除了他的党籍。 没有人知道吴满有那时的心情。他已是百口莫辩。杨培柱曾口述当时的情景。说吴满有脱下衣服，让家人看他身上被打的伤疤。“老汉一讲到这些事情，就伤心地哭，说不能提了，冤枉事肚子里装着，算了，不提了。” 他也曾试着为自己辩解。据吴家人说，吴满有曾给中共中央写了三封信，但没有回音。 1947年时，胡宗南的部队曾打回延安，吴满有家被掘地三尺，粮食等都被掳走了。吴满有不愧是“能人”，回到家后，贷款又买了四五十只羊，后来发展到170多只。晚年，他就在山坡山放羊，家人常常看他痴痴地站在风里。据家人说，1951年夏，王震曾派人来接他去新疆，他死活也不去。说：我反正受过来了，就在家受，不去了。 1957年，全国都在搞人民公社，动员农民“入社”，吴满有死活不入。乡里来人劝他，他也不入。李锐的回忆文章写到，当年的吴枣园高级社社长吴世昌说，他多次去劝吴满有，吴满有都不愿说话，有一天晚上，再劝时，老汉哭了，只说：我是社会的废人，你别来了。后来，乡里把他的二儿子吴凌旭特地从新疆叫回来，劝他，他勉强答应了，等儿子走了，他还是坚持不入社。 那时候的吴满有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吴志明觉得，自己能懂。“我爷爷就是个劳动者，他知道入社了就搞不好劳动。” 另外，他也觉得，爷爷是伤了心了。 “他心情一直不好。后来眼睛也瞎了。”81岁的张建珍说。她是吴志明的母亲，也是吴满有的儿媳妇、吴仲富的妻子。她始终支持吴志明为爷爷“伸冤”。 吴满有临终前的最后三个月，张建珍一直在身边照顾着。她记得，自己是腊月里从横山老家到延安来照顾公公的。那时候，吴志明出生才一岁多，被抱到爷爷的病床前，爷爷疼爱地在他身上捏了一遍。 那可能是吴志明和爷爷唯一的一次亲密接触。三月里，榆钱儿刚抽绿芽芽时，爷爷走了。就埋在吴枣园的家旁边。 那是1959年，人民公社已经办不下去了，饥荒正开始蔓延。这个一辈子种粮爱粮的老汉，没有看到那场即将到来的大饥馑。 四 关于吴满有是否“叛变”，其实一直是有疑问。 李锐的文中他写道：吴满有是被逼迫在国民党西安电台广播的。当时，他说了句：同胞们，我是吴满有，共产党对穷人好。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个姓吕的国民党军官推开，骂他，共产党挂羊头卖狗肉，你还信口胡言。后来，人家找了一个在国民党青训大队的陕北人，叫汪铿清，口音和吴满有接近，念了吴的“反共宣言”。 这篇文章还提到，被俘后的吴满有，曾经请人给延安南区的合作社主任写过一封信，讲被俘后的情况。另有一封当年的延安县保卫处保卫科正副科长写给上级的信，信中说，吴满有曾通过另一位被俘的副乡长，给当时的边区主席林伯渠捎话，说，不要怕我忘记共产党……如果听到广播的话，那是假的，不是我。如果我死了的话，在革命队伍里还有几条根，还能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为我复仇。” 1989年的延安市党史资料通讯中，有“毛岸英在吴家枣园”的内容。延安宝塔区党史办的李树德，曾就吴满有“是否叛变”的事专门做过调查，还去了铜川，找当年国民党青训大队一位叫柳中宇的人。之前，柳曾给有关方面提供一个书面资料，证明吴满有的电台讲话是被人顶替的。 当年胡宗南的杂志《爱国青年》中曾发过“吴满有专号”，并广泛散发。其中有“吴满有的讲话”，但满篇文诌诌的，有号召“为三民主义奋斗”等等。吴志明说，这一看就是假的嘛，我爷爷大字都不识一个，咋会这样说话？ 尽管有许多疑点，但最终并没有给出真正的结论。1998年2月，中共横山县委曾给陕西省委组织部提交一个文件，内容还是“ 关于要求给吴满有尽快落实政策的请示报告”，请求陕西省委组织部对吴满有的事情进行调查。在这之前，吴家也不断给中央组织部写信，要求调查。 吴志明说，组织部的人确实派人调查了，但调查的人没有下到延安来。他也没有见到书面的结论。 “那时候，我老跑省委组织部，后来听说有结果了，我就带了半片羊，去了。结果和他们吵起来了。他们说，调查过，你爷爷就是叛变了。他们说在北京档案馆、西北军区档案馆，都记载得‘已叛变’。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到陕北来？他们说，到黄陵县，路不好就不来了。我一听就火了，路不好就不来了。陕北老者那么多，知道情况的，你们访谈过几个？” 吴志明一说起这些事，气就不打一处来。 五 1976年，吴志明还不到20岁。有一天，父亲急急忙忙离开横山石湾镇的家，说要去延安，把爷爷的坟迁回来。因为吴枣园附近要盖学校了，不迁就要平坟了。 吴志明记得那个夜晚。天黑透了，父亲回来了。进了窑洞，人都累散架了。父亲把爷爷的骨殖，放在架子车上，从延安，走了两天一夜，拉回来了。一路弯弯曲曲，不知过了多少沟坎，爬了多少山梁。在吴志明眼里，这是父亲一生的壮举。回来后，爷爷被安葬在老家——一个叫“阳台儿”的山峁上面。当年他逃荒离开老家，后来在延安城风光半生，最终，还是回到这寂寞的山梁上来了。 这件事，给吴志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是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想着，要把爷爷的事情弄清楚。他高中毕业后当了10多年民办教师，后来，因为工资太低，就不干了。家里养了驴，养了羊，前半年粮食种下，让老婆种着，他就出去打工。2008年12月，手边稍微攒了点钱，他就专门去了北京找李锐。 “那一年，刚好高岗老婆80大寿，横山县组织了个慰问团，还有唱歌跳舞的，我就随慰问团去了。他们坐飞机，我没钱坐飞机，就提前坐火车去。”吴志明说。 一开始，他和“慰问团”的人一起住宾馆，没掏钱。等慰问团走了，他就住晚上20元的小旅馆。一天，带上从老家带来的小米、绿豆，他敲开了李锐家的门。“李老可精干了，白头发，个不太高。说话慷慨的很。说我爷爷是被冤枉的。但彻底平反可能很难。” 吴志明到现在还后悔。“在李老家呆了一个多小时。我后悔那次没有好好问一问关于我爷爷的事，都拉闲话了。” 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