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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脑子里会产生许多不同的感悟，比如“终于知道享年是什么意思。”每个人时间差不多一样，有的人风风火火，有的人那么平凡；有的人著作等身，有的人留下不多的痕迹。放眼一看，从某方面说，学者是功名的行业，比如写了一些著作，甚至不少的著作，在学术史、各高校、省、市图书馆，书店等地方留下自己的痕迹，算是名垂千古，正如法大的老师说的：“只有学问永恒。” 前段时间，一个师兄说宪法监督、搞宪法研究不好搞，挺悲观的，也影响到了我，导致我也觉得在当下的政治习惯下宪法监督很难很难，冒出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除非未来宪法学人当主席，可能可以推行。”也曾想站在君主角度，从功利主义分析君主推行真正的宪法监督可能吗？比如他会名垂千古（实则已经在历史留名，不需再多）。所以除非君主灵机一动，想做，否则宪法监督的落实怕是遥遥无期。 有一种说法，法学的人适合“从政”，尤其治理国家，毕竟国家的治理、设计需要法律，法治也需要法学专业背景。故笔者想象，也推崇法学者，尤其宪法学者从政、走向高层的建议，又或者，希望中央在选择继承者的时候，向宪法学背景的人倾斜，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宪法学者还是得不忘使命和初衷，即分权、宪政的本分，不能说学者沦为红色，不再“科学”。哈耶克的《走向奴役之路》确实有许多精彩透彻的论述，一针见血，也颇为有道理。 可是，望眼过去台湾，民主是弄得激烈，可是经济似乎不行了，可见单单民主是不能当饭吃的，还需要经济建设，否则只要上层建筑，没有经济基础，社会的地基也会不牢固，大陆的经济建设是搞得很有进步，法治有进步，只是还可以继续努力。 当一个人批评食堂难吃被说行政拘留，不少法学者在互联网上“嘲笑”、评论的时候，其实是很好的现象，就像在美国，公民很会维权，善于“计较”，这都是法治国家的特征，在我国，没什么大事是不会去起诉的，像何海波先生为了讨个说法，因为几块钱起诉的耐力与勇气还是很罕见的。 回到宪法学，因为学长悲观的缘故，也因为自己论文不好发表，抑或看到论文主编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有部分（其实不是小部分）是以“身份”为导向的时候，感慨不是从“身份到契约（实质）”之余，”逐渐有所灰心，曾说出“为了鼓励自己写论文，以后出点钱，投稿，能上知网为人所见就好了”这样的气话，是无奈，也是恼怒。只是都没去实施。 曾经遇到一位好主编老师，他很有个性，也曾经呼吁问题意识，认为一篇文章有意义有价值就行在，让笔者颇为欣喜、赞同，我也觉得文章倘若有一些价值，就算格式或者作者身份普通（不是高学历、不是名校），给予发表（在提出部分修改意见之后），是学术的好事，毕竟资历浅的小学者可能像是小朋友画画，可能不及大画家厉害，但可能很有想象力，想必那样的话，我们的学术可能更多元。多元，意味着繁荣，就像文化多元、经济成分多元一样。 所以可能有一个想象的想象:"假如我当了主席，我会推行宪法监督的落实，会改变学术的不良风气，会缩小贫富差距，会.....”，这类的小学时候的造句有时候显得特别滋润自己的心灵，或者，也只能这样想象，毕竟在我国，我们底层的人觉得领导人几乎无所不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