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出身如何，大抵决定了之后的命运走向_默夫

一方是生活、另一方却是生存

你不懂底层的苦，就不要吹灭那盏希望的灯

 每年上清华北大的，家庭一个比一个好，而“穷二代”们屈指可数。

网上有一个热议话题：

“为什么很多人辛劳一生，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

最近，有一则很扎心的报道，格斗孤儿“被解救”回家，被强迫摁手印的孩子们哭成泪人，现场工作人员很无奈地问接孩子们的人：“你们征求娃娃们的意愿了吗？”

   这帮以拳明志的孩子，本有机会成为中国的播求，但只能回去天天吃土豆，回到那个窗户就是一层薄纸、风稍大点就会吹破、一年吃不上三顿肉的家，甚至过上与毒品打交道抑或流浪的生活。

   而这事件的源头，在于他们表演时被人拍了段视频发到网上，又有媒体指鼻子挑眼，说俱乐部没有收养资质、没有让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等。

   有人说，他们老家肯定会有个交待的。是啊，可是网友们的记忆和金鱼一样，只有七天的记忆，当他们淡出视野后，又有谁会记得这批为生存挣扎的孩子们呢？

   历史上，有晋惠帝“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的故事。面对那些为生存而挣扎的群体，用“想当然”的方式指责评论，何尝没有晋惠帝之风呢？

   

一

   《欢乐颂》除了好看之外，其背后的深意是对社会“阶级分层”的真实写照，一个人的出身如何，大抵决定了之后的命运走向，这个观点真实而残酷。

   网上有一个热议话题：“为什么很多人辛劳一生，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

   答案很多，比如说读书，寒门再难出贵子，知识也不一定能改变命运。穷人的孩子光靠吃苦，很难拼过优质资源的孩子，起跑线上已经低了几个级别。

   每年上清华北大的，家庭一个比一个好，而“穷二代”们屈指可数。

   坐落在安徽大别山深处偏远乡镇上的毛坦厂中学，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每年输送上万毕业生，高考本科达线率达到90%以上，孩子们每天晚上点灯熬夜，何尝不是点燃希望。

   可是，又有人跳出来说，这不符合我们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不能把我们的教育搞成“生产机器”。

   这些人想到否，在高考的激烈竞争中，所谓“全面发展”对农村孩子和普通家庭学生来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奢侈。

   在城乡教育差异悬殊的情形下，我们有什么理由指责那些贫寒子弟通过“高考工厂”实现命运。

   再比如，打工，更是难求富贵。随着资本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收入分配中“重资轻劳”现象凸显，资本压榨劳动现象十分严重，导致靠劳动获取收入的收入增长缓慢。

   很多人怀揣着勤劳致富的梦想，忍受生理的极限，从事着建筑、制造、搬运、运输、环卫等繁重的体力劳动，所得报酬十分微薄，甚至经常发生农民工为讨要工钱招致挨打的事件。

   勤劳致富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变成了传说中的童话故事。

   路遥《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拼死拼活地扛一天石头，不要命也就挣钱，在矿井下忍受阴冷也就挣几百块钱，每天忙完后浑身散了架，但孙少平依然坚持每天读书。

   为了方便，他没有在工棚住，而是一人在只有四堵墙，没门没窗，没水没电的房间里借着豆大的烛光看书。

   而现在，这样的“孙少平”很多，可很难混出来的。

   一个搬砖的24岁小伙说，用纯粹力气养活自己，根本不是在“努力”改变未来，只能算是“承受”自己的过去。

   每天兢兢业业，不敢迟到、不敢早退，甚至连辞工回家都得求爷爷告奶奶，没有五险一金，没有任何放纵的资格。

   对于这些正低头“承受”着的人，哪怕他们的未来一眼能够看穿，也请别挥舞着“不努力”的大棒去敲打他们。

 

二

   一些人，或许生活很优越富足，但也不要丢了悲悯之心。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迈向成功的机会和能力，出于种种原因，注定有一批人要与权力和财富失之交臂，最终沦陷为社会的最底层。

   翻开陈年旧事，有一篇《华商报》国企工人潘鸿强自杀的事，现在看来依然刺目。

   这个有着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2010年6月10日清晨，他在车间用一把机床刀挥向自己的脖子。他的遗物是一张工资存折，死前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在生存还是死亡之间，潘鸿强选择了后者，走上一条令世人叹息的不归路。

   潘鸿强每月到手工资600元，加上补助共850元，一生围着机器转的他，买房差钱、孩子上大学用钱，生活窟窿不断，工作是天天孤零零上夜班看门，住的地方是最深巷子里“看不见阳光的角落”。

   别人曾调侃他，“就你那点工资，连双鞋都给娃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