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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何炳棣被访问时，对30年代清华历史系作了扼要的回忆，其实，也是一个论断。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综合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在综合并重。（《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 看来何炳棣和清华同级学友王瑶有着同样的情结。不错，朱自清担任系主任长达16年，但弟子王瑶非要说朱自清领导清华中文系，对清华学派的产生贡献巨大，云云，云云。何炳棣则说，蒋廷黻先生1929——1935年担任清华历史系主任，在清华历史学派中居于主导地位。一位文学史家，一位历史学家，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如果两位能够物来顺应，廓然大公，这种错误，是不会出现类似错误的。 首先陈寅恪先生并不是一位精于考证的历史学家，精于考证，那是陈寅恪的好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清华历史学派的特征在释古，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这里补说一点。何炳棣夸赞蒋廷黻，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蒋先生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 1935年，蒋廷黻来到清华的第六个年头，在历史系的改革告一段落，前往行政院任职。就以当年燕京大学的学程为例，看看燕京大学中国史和外国史的比例，是否与何炳棣的说法吻合？ 1935年燕京大学历史系课程一览 中国与东亚细亚， 《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顾颉刚）、《秦汉史》（邓之诚）、《魏晋南北朝史》（邓之诚）、《隋唐五代史》（邓之诚）、《宋辽金元史》（张星烺）、《明清史》（邓之诚）、《东北史地》（冯家升）、《中西交通史》（张星烺）、《中国之革新》（王克私）、《远东近世史》（洪煨莲）、《南洋史地》（张星烺）。十三门中，顾颉刚的《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中国上古史研究》，邓之诚的《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和王克私《中国之革新》，六门课程，本学年不授，开设七门。 东亚以外诸国史，《世界名人传记》、《南洋文化之基础》、《基督教史中之浪漫时期》、《革命时代之基督教史》、《上古至纪元前第四世纪》、《后期希腊与罗马》、《欧洲中世史，文艺复兴》、《独裁政治与欧洲革命》、《西洋史1871—1918》、《1871以来之西洋史》、《犹太人历史》、《罗马统治下之巴里斯登》、《古时至1603英国民主政治之发展史》、《1603以来英国民主政治之发展史》、《法国史》、《德国史》、《美国史》、《美国外交政策》、《美国经济史》、《基督教史》、《耶稣事迹考》。二十一门外史中开设十三门，有八门本学年不授。 也就是说，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学年，国史开设七门，外史开设十三门。外史与国史的比例，将近二比一。 中华书局却在出版社说明中特别强调：《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何炳棣先生的自传，他把自己一生求学和治学的经历“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地忆述出来”，既是他个人“读史阅世”的学思历程，也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丰富翔实，启人深思，堪为现代学人自传的杰作。 《读史阅世六十年》，堪为现代学人自传的杰作，禁不住心弛神往，才读到六十六页，就充斥着这么多妄说，是谁之过与？ （2017年8月14日，书菜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