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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说父亲是一位怀才不遇的斗士，这一句话，非常意味深长。清华大学出身特殊，袁项城也很喜欢，清华为此专门给袁项城的后代预备了一个绿色通道——袁氏后裔生。当然，袁氏后裔也不都是非上清华不可，袁克文之子——袁家骝就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清华大户人家的孩子，也不少，大家印象中那些“二代”朴素、低调，待人接物，很有礼数，显示了世家子一点好家风。 何炳棣父亲怀才不遇，也算得上家道中衰，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本身就孕育着一种不屈服，或者抗争的性格，鼓励孩子挽狂澜于既倒。如果何炳棣没有得到堂侄——何德奎的支助，在水木清华，极有可能与赵俪生、王瑶、魏臻一同学一起成为“革命左派”。 何炳棣父亲的怀才不遇，并没有让何炳棣往左派方面走，何德奎每年二百块大洋的支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不管何炳棣本人是否认可。 何炳棣一生都在立志，不论早岁还是晚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史阅世六十年》不妨当做一首诗，而不是传记。即使诗人，经过了人生的大风大浪，也应在晚年变得恢宏大度，至少有一点宽容，但，那样的话，就不是何炳棣了，而是另外一个人了。 何炳松为了证明自己一生选择之正确，真是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何炳棣就把自己与清华大学结缘，追溯到还是九岁小学生的时候。父亲虽无意诱导我一生专攻历史，他却明明白白地叫我立志先考进清华，再准备考出洋。早在1926年冬一个日丽风静的星期天下午，他带我去八里台参观南开大学的校园。那宽敞画出跑道的田径场、秀山堂、思源堂等西式的建筑，真开了系小学生的眼界。父亲似笑非笑地问我，长大要不要来这里读大学。我说当然想来读。他面容马上变得很严肃，指出南开之有名是因为中学办得好。办大学很费钱，南开大学是新开办的，底子还不够厚。他紧接着说，他供得起我念最好的小学，也供得起我念南开中学和国内较好的大学，但是绝对没有能力供我出样留学；而“这种年头，如不能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我问父亲怎样才能出洋。他说本来像炳松哥和阿奎（德奎）都是考取浙江省和教育部的官费留美的，现在浙江已经没有官费留学了；本来清华学堂毕业个个都派出洋，听说清华已准备改成大学，改成大学以后毕业生恐怕不能个个出洋了。出洋是越来越难了。看来还是只有多用功先考进清华大学再说，反正清华的学生考取留学的机会要比别的大学学生多一些。于是我从九岁起就以考清华作为头一项大志愿，考留学作为第二项更大的志愿。（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9页） 这时何炳棣入读天津私立第一小学不到两年，开蒙不久，何寿权就要在南开大学跟小孩子立志，未免有些拔苗助长吧！何炳棣为什么不把自己年龄说的再小一些，比如1925年以前，岂不是更显得何炳棣早慧？那样，怕是没人信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 长大以后，何炳棣成为清华的粉丝，大有非清华不上的气势。问题是1933年何炳棣高考失利，当年没有被清华大学录取，既然，九岁就已经抱定了清华的决心，没有考上，就应该进行“二战”，事实上，何炳棣并没有在家复读，而是来到青岛，入读山东大学。 再则，一位前清廪生，四十八岁老来得子，舐犊情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竟然给八九岁的小孩子灌输，不能留洋就一辈子受气的观念，一方面可以说，何寿权先生有开眼看世界的眼光，另一方面，也太有点不自重了吧！也许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点线索，何炳棣的自负、自傲，从何而来！何老爷子这种家教，确实凤毛麟角。这番话，对还提的何炳棣似乎很受用，何炳棣考到清华，也出洋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不过，似乎有点过了，助长了“以高等华人自居”的一种心态。 最有意思的是，何炳棣的尊人，未卜先知的本领。南开中学办得好，这是众所周知、有口皆碑的，先有南开中学，后有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成立于1919年，1926年冬天，何寿权先生带着独子——何炳棣在南开田径场立志时，南开仅仅是第七个年头。但，一所已经创办七年的大学，竟然比不过尚在改大之中的清华，岂不是匪夷所思！ 只能说，何寿权先生，做梦都盼着何炳棣出国，有朝一日，成为“海归”，镀金回国，才能扬名立万，否则，一辈子灰头土脸。此种情形，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不少见。何炳棣一生的成败，在此一举。何炳棣顺应时代潮流，功成名就，泰半得益于考取清华和出国留洋两大目标的实现。《读史阅世六十年》不惜笔墨，再三再四叙说这两件事情，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前两日没有写作，一字一字敲出来《大学一解》，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和潘光旦教务长，以通才教育为尚。但，现实生活之中，还是有所妥协，只能做到大学一年级不分系。 以前聊过《“转弯”的哲学》，说的是张世英从经济学系转到社会学系，最后转到哲学系，何兆武更有意思，大学四年，读了四个系，土木工程系—哲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学系。何炳棣也有一个“转弯”，从化学转到历史。 何炳棣怎么解释这个转变？还是追溯到1926年，尊人依照生日和忌日祭祖时，何寿权先生跟孩子的唠叨，何炳棣对此异常重视，以至在自传里，特别交代一笔：很自然地就在我脑海中那么早就播下“多学科”治学取向的种子！ 何寿权先生简单随意给何炳棣聊一点国学，涉及到经史子集，只不过，零敲碎打而已。这种教育，大概比起梁漱溟小时候接受的国学，还更多一些，但，中国学问的根底，还是差了好多，自负的何炳棣，能够承认这一点，也算难能可贵了。接下来的说辞，就让人不打好理解了：必须郑重声明的是，以上概括性的回忆很容易给读者们一个错误的印象：好像先父自始即诱导我成为一个史学家。（《读史阅世六十年》第8页） 多学科取向的种子，没有让自己成为一个史学家。以上这些，都是为何炳棣曾经选择化学做一种铺垫。大概只有这样说，才能维护何炳棣一个高大帅气的学术形象。何必呢？即使苦心维护，何炳棣也应该与好友杨振宁联系在一起。杨振宁要小何炳棣五岁，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清华，而是在西南联大，杨振宁入读的就是化学系，以此来论证，当时化学系是学术精英的不二之选。解释的力度，岂不更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