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在山东大学的潜伏,很有收成,泰勒女士的辛劳没有白费,1934年何炳棣如愿以偿,与汪篯、魏蓁一、王瑶、居浩然、王永兴、杨志玖、任福善、吴承明、黄明信、赵俪生、黄诚、陈芳允、孔祥瑛、姚克广、王栻等二百八十六位同级学友一起迈进水木清华,有一位转入清华外国文学系二年级学生——黄绍湘,与何炳棣在清华有深厚的渊源。1938年,何炳棣与汪篯、黄明信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毕业,此前,1937年,黄绍湘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 何炳棣在山东大学遇到汤腾汉和傅鹰先生,化学成绩有很大的提高,但,在水木清华,遇到了障碍。据何炳棣说,放弃的原因有三:一化学系宣布大一成绩达不到相当标准,第二年不准入系,二,张子高先生的教学作风,令何炳棣不满。三,来自上海中学和苏州中学的几位同学,有着异常坚实的化学基础。 何炳棣还说,新建成四层高的化学馆是全校最大的建筑,但仪器等设备的限制使该系不能容纳太多的学生,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比照何炳棣所说,据查,1935年清华大学化学系共有16位同学毕业,1936年20位同学,1937年毕业24位,1938年何炳棣这一班级,有16位。全校最大的建筑——四层的化学馆,竟然容纳不了1931级到1934级总共也就百十来位学生! 何炳棣从化学转入历史,民国时期,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不以为怪。但,何炳棣要找出那么多理由。理由很简单,就是第三个,何炳棣的化学基础并不比来自上海中学和苏州中学同学扎实,在班里面成绩落后,学了一年,也没有找到提高的办法,退而求其次,转入历史系了。如果何炳棣这么简洁明了,相信阅读者,依然会怀着最大的善意。试想当年找到了学习化学的办法,何炳棣会不会还在回忆录里埋怨张子高先生教学不得法? 何炳棣的回忆录,颠覆了不少以往的印象。何炳棣回忆录中出现的一些老师,也出现在赵俪生的回忆录中,推想原因,何炳棣和赵俪生都是同年入学的同级学友,有些大课是一起上的,这样,就有了比较的可能。有意思的是,同样的老师,赵俪生不以为然的,何炳棣则奉若神明。大有亲不亲阶级分的味道。 赵俪生对俞平伯,很不以为然,讲着讲着,就把自己的祖上抬出来了。何炳棣却说:俞先生虽兼重章句训诂,讲课精彩之处却在批评与鉴赏。讲到《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古诗十九首》里“白杨何萧萧”,俞先生引起我们哄堂,因为“迟迟”和“萧萧”的美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所以俞先生只好再三地大叫:“简直没有办法!”(《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0页) 比如刘崇鋐先生《西洋通史》,有些学友的感受,并没有那么好,但在何炳棣眼中,好的不得了,大概这门课程,鼓舞何炳棣从化学转入历史系。赵俪生回忆刘崇鋐和雷海宗,但当时有些教师、有些课,也确实不怎么样,如刘崇鋐的《世界通史》和雷海宗的《中国通史》,就是显著的例子。刘后来在台湾被吹捧成史学的泰斗了,可当年教我们时,他的课纯乎是一大推(资料),某某著,某书,某页至某页,无摘引,无转述,无议论,无概括,两堂过去,笔记上记的全是杂乱无章的数据。呜呼!雷呢,大概认为《通史》课嘛,你讲深刻的学生也听不懂,于是就像说相声似地“扯”吧。(赵俪生:《篱槿堂自序》第35页) 再看何炳棣的回忆:刘师为人谦虚和蔼,讲课极为认真。几乎周日晚间总在图书馆底层办公室里准备讲课的资料。他的演讲一般远较课本为深入,甚至有时太深入了而不能浅出,于是使我不避冒昧夜间就向他叩门请教,受到书目方面极好的指导。(《读史阅世六十年》第58页) 同一门课,同一位先生,不同的是坐在下面的学友,一位赵俪生,一位何炳棣,都崇奉自由主义,不同的是,一位是左翼,一位是右翼,听课的感受,竟然天差地别。依照高王凌先生的意见,不妨两说并列,各位阅读者,听一听两造之词。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民国历史而言,依然处在盲人摸象阶段,原因很简单,不合时宜之言,不合时宜之思,都是为读者所不喜的。 刘崇鋐先生的《西洋通史》,有一次月考,何炳棣满以为准备很充分,却只得了89分,心高气傲的何氏,内心很是纠结,姚克广坐在右上方,得了91分,善意地对何说:能得89分也很不错啦!姚克广后来改名姚依林。 大学三年,何炳棣最兴奋的事情,莫过于上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课,得到94分,那年全班大概不足四十人,全年大考得90分以上者三人,另外两人是:冯宝麟(1915——1995;1935年入学考试第二名,即后来长期主持东南哲坛的冯契)得96分;黄明信(古藏文一等专家,其力作《西藏的天文历算》2000年冬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精印问世,而且获得《大英百科全书》的邀请改正内中有关藏历文章里的错误,但不知为何以一生心血所在的《吐蕃佛教》至今迟迟尚未刊印)得90分。黄明信与何炳棣颇有渊源,为清华大学舍友。 何炳棣具有一种颠覆性人格,大概何氏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与众不同,别出心裁,恍然间,还以为是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何炳棣作为一位出身清华的史学家,在回忆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时,就是这么做的,第一不承认陈寅恪先生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第二,要把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抬到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位置。 且看何炳棣的说辞:在改制以后的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里,陈寅恪是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大师了。由于这种历史关系,更由于近廿年来国际汉学界对陈寅恪文史贡献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前后刊出不少篇论文和一本论文专集,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如果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话)的核心。(《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 何炳棣接着说,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可是,由于陈先生直接间接的影响,学生大都了解考证是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自1929年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教师、课程和教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蒋先生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