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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4年9月第1版2016年5月3印 阅读《上学记》和《往事旧友，欲说还休》，何兆武和汪子嵩对前尘往事，流淌在字里行间，抱着一个反省的态度。比如说，殷福生同学在西南联大站在党国立场，让何兆武和汪子嵩忍受不了，给殷福生扣上“反动”和“落伍”的帽子，一点都不冤枉。至于殷福生到了台湾之后，走胡适先生的道路，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成为戒严时期温暖无数知识分子的“燃灯者”，何兆武和汪子嵩回首往事，特别提到殷福生，以为以前对这位同学的看法是有偏见的，不公允的。 赵俪生一辈子，都有点心绪难平，疙疙瘩瘩，但，赵俪生对“左倾”也是有着基本的反省的。虽然某一时期、某一执行政策的人，也会出来反“左”，但那是皮相的；他们一旦反起右来则是全心全意的，不断扩大化的。 还有一种学友——许渊冲，懂得感恩，特别厚道，西南联大的师生，凡是回忆到的，流淌着一种美好的感情。至于张世英先生，在理智和情感之间，保持了很好的均衡，老辈学人回忆录，何兆武、汪子嵩、赵俪生、许渊冲、张世英，都很有意思，流淌着回忆者的真性情。 学界中的海外华人，既然在世界舞台上驰骋，描绘中国学术地图，就不愿意再让这些“巨星”憋屈在中国大陆这一亩三分地；另一方面，也许还有一个因素，海外华人学者，在欧美学界，遇到一个很大的天花板，最后，多多少少有一种学术上的回归，在海外治中国学问，徐贲先生，这种接中国地气的学人，到底还是罕见。 1978年以前，中国学界有近三十年时间，与其说是闭门造车，不如说是政治挤压学术。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华人学者，以其先天的优势，成为中外学术交流的信使，激活了中国大陆学术研究的范式，对新时期的学术研究，还是很有裨益。但，打开国门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陆学人不自信，海外华人学者也给大陆学人带来了不少“洋片汤”，中国大陆学人以前所信奉的菩萨，似乎都不顶用了，换不上洋菩萨，摆上一尊海外华人菩萨，也好。 有些华人学者内心深处，有着相对深刻的自觉，在欧美学界以中国为研究范围，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欧美学界主流，至少不以中国为主要研究范围，这是可以确定的。华人学者研究欧美，不管语言多么过关，也有一个是否接地气的问题。华人学者真正想做一流的研究，至少要抛弃“胡适类型”，换上“马寅初类型”吧！ 确实，欧美学界保存、搜集了大量中国史料，而且那里的大学拥有阅读自由的权利，但，海外华人学者面对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身在万水千山之外，这种对中国的距离感，既有可能客观看待中国文明，也有可能因为距离的遥远，而失去一种了解之同情。 海外赤子，回到故乡，按理说“近乡情更怯”才对，但，何炳棣先生，一辈子生活在成功之中的史学家，不会不知道《读史阅世六十年》的阅读者多为相亲们这一事实，依然以一种很高傲的姿态，回首往事，作为简体版出版方的——中华书局，应该以一贯的严谨，去帮助这位史学家裁节自己的感情，反倒任这位史学家在相亲面前自负到“得瑟”的程度，还在那里点赞：这是一位真性情的真学者，堪为现代学人自传的杰作。何炳棣这种“自负”在这本自称学术性的传记之中，充斥在《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各个段落。 何寿权先生在四十八时，才有了何炳棣这个独子，“我和父亲的年龄差距实在太大，这造成我青少年时期心理和学业上长期的紧张和终身脾气急躁的大缺陷。”何炳棣将自己的秉性追溯到和父亲之间的年龄差距，在清华遇到潘光旦先生，潘先生就会有一番真正符合科学的解释。 《读史阅世六十年》阅读之中，让我感喟：何炳棣真是一位史学家吗？这是一位史学家的传记吗？何寿权先生跟何炳棣说及：“你祖父寿至八十三，祖母寿至八十七，隔代遗传很重要，好自为之，你也可能像祖父母那样长寿的。”没想到他紧接就讲西周昭穆制的要义，很自然地就在我脑海中那么早就播下“多学科”治学取向的种子！何炳棣的父亲只是一位前清的廪生，每年最多发四两廪饩银而已。 何炳棣父亲倒是一位开明人士，因为在金华老家毁庙兴学，不为乡里所容，离家北上，最后落脚天津，何寿权先生是否脾气也很急，也很大，何炳棣并没有直接谈及，而是通过一位堂哥——何炳松之口，“我们上一辈兄弟四人之中，以三叔为最有才，性格也以他为最倔强。”在何炳棣眼中，自己父亲是一位怀才不遇的斗士。何寿权先生，也确实倔强，当年毁庙兴学之举，得罪了父老乡亲，启程之前何寿权先生指着金华江发誓：吾此行有如此水！ 孩子何炳棣阴历十岁那年，这位前清廪生背井离乡多年之后，因为梦见父母，才想起来按生日、忌日祭祀父母。 何炳棣“自负”，还来自有点意思的家族。姨父俞星槎在保定陆军学校学习时，与同宿舍的白崇禧友善，成为新桂系重要的幕僚，曾担任过国防大学中将教育长。 堂哥何炳松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暨南大学校长。“阿松哥”长何炳松二十七岁，与何炳棣一家，往来并不多。以至于1936年春，正在清华图书馆阅览室看书的何炳松，要不是潘光旦教务长的细致，堂哥何炳松走到身边，即使何炳棣看到了也不大认识。当时已经担任暨南大学校长一年的何炳松先生，来到清华大学观摩，在何炳棣嘴里，就变成了“北平教育考察团”。 何炳棣回忆：一天下午，看见教务长潘仲昂（光旦）先生陪着一位修长、潇洒、平头，身着灰呢长袍，手持高级烟嘴而不吸的“绅士型”的中年学者，满满地走向我的面前。潘先生说：“你哥来了，你还不知道！” 堂侄何德奎是三四十年代何氏家族的一位中流砥柱。1921年获得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同窗有陈寅恪、汤用彤、吴宓，学成归国，曾任教于大同大学、光华大学，上海工部局首位会办，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是钱大钧的得力助手。何德奎夫人杨闰康，岳丈杨荫杭，妻妹杨季康，妻妹夫钱钟书。以上这些亲戚，都能引起何炳棣的自豪以至于自负。 季羡林先生的回忆录，与何炳松的对照着阅读，也许会很有意思。季羡林先生会哭穷，山东在中国很穷，临清在山东很穷，自己的村庄在临清又是最穷的，这样一来，季羡林就成为山东以至于中国的贫困户了。这种印象很是深刻。某种程度上，季羡林印象中的贫困，打上了一生的底子，异日无论如何发达，也不能忘本，这决定了季羡林待人接物的朴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