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年仅12岁的小女孩说自己的老师强奸了她。 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处女膜“未见明显裂伤”。 小女孩承认两位老师并没有强奸自己，性侵的情节系自我编造。 至于她为什么要撒谎？ 媒体报道说，因被褥上有疑似精斑的东西，小女孩的叔叔、姑姑怀疑她被老师强奸。 “叔叔说要为我做主，没啥，为什么要做主？我只是一直顺着说下去。我想过，这是骗人，我也考虑过说实话，但大家也不会相信我的。” 小女孩说，自己曾多次告诉叔叔没有被性侵，但是叔叔不听，执意认为她遭受到老师的强奸。“叔叔说不会放弃的，我也怕叔叔想不开，怕他更生气。” 至于被褥上的疑似精斑，小女孩解释说是：“被褥上有血，血是来了例假，还有，尿床了。” 至此，一起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女童强奸案算是尘埃落定了。 只是，稍有侦查常识就可知道，所谓强奸案件，倘若有疑似精斑的物质在现场留存，鉴定一下就很容易锁定犯罪嫌疑人。 这是侦破强奸案件的关键所在，也是认定是否构成强奸犯罪的重要证据。 不知道小女孩被褥上疑似精斑的物质是否经过鉴定，若是鉴定了，鉴定结果如何？媒体和警方怎么不予披露？若是没鉴定，案件就此了结，又怎能打消家属和公众的疑虑？ 从小女孩姑姑事后的行为来看，相信警方是做了鉴定的。而且，鉴定结果估计也如小女孩所言，并不能证实是她老师的精斑。 否则，鉴定结果坐实，瓜田李下，教师理亏，没必要通过做处女膜检查，再去证实确无强奸。 当然，强奸的要意在于违背妇女意志，只要双方供证一致，现场有无精斑、处女膜有无损伤，并不是认定的关键。 何况，对14岁以下的女童，实施性侵，构成强奸，法律采用的还是性器官接触说。 所以，在针对儿童的性侵犯罪案件中，被害儿童的证言至关重要。 一般认为，儿童如果没有被诱惑，很少会撒谎，其陈述也就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加之，对性侵儿童犯罪的痛恶，人们也会更容易相信儿童不会说谎。 但是，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在一些性侵案件中，很多时候，所谓的“受害”其实就是“受害人”虚构的指控。 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律师勒内·弗洛里奥曾写过一本名为《错案》的书。 在《错案》中，勒内·弗洛里奥列举了几起“受害人”虚假指控他人性侵自己的案例。 其中的一起是著名的拉隆希尔事件 拉隆希尔是一名年轻的军官，因为一场宴会上误会，被主持骑兵学校的莫雷尔将军的女儿所嫉恨。谁会想到，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十六岁姑娘，为了向这个男人报仇，竟然臆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奸场面。拉隆希尔因为隐情，违心地承认了一些虚假指控。结果，不仅迷惑了陪审团的眼睛，还蒙蔽了法官的理性，并导致这位年轻军官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勒内·弗洛里奥感叹道：“谁也不知道，孩子们所谓的天真纯洁，曾使多少无辜者被判了刑”。他引用了一位上诉法院院长的话说，“说孩童口里无诈言，往往是说他们能当众透露一些父母不爱讲的生活琐事。但是要知道，孩子们撒谎像喘气儿一样自然。” 这让人想起丹麦拍的一部电影——《狩猎》。 刚刚和妻子离婚的卢卡斯在一家托儿所工作，心地善良个性温和的他很快就受到了同事和孩子们的喜爱，其中，一个名叫卡拉的早熟女孩对卢卡斯尤为的亲近。面对女孩幼稚而单纯的示好，卢卡斯只能婉转的拒绝，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举动将他的生活推向了风口浪尖。 卡拉报复性的谎言让卢卡斯背负起了性侵女童的罪名，一时间，这个好好先生成为了整个小镇排挤和压迫的对象。好友的愤怒，前妻的不信任，爱犬的死亡和陌生人的恶意让卢卡斯几近崩溃，而当小小的卡拉吐露真相之后，恶意却并没有随着卢卡斯的重获清白而划下句点。虽然卢卡斯最终被判无罪，但小镇上的人都相信卡拉，导致他信誉一败涂地，生活举步维艰。 虽然看过电影，我们会痛恨卡拉的撒谎。可是，回到现实，我们又有多大可能性去信任卢卡斯？ 还是引用《错案》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吧。 “在这方面，有一条规律是应该遵循的”，勒内·弗洛里奥从司法经验的角度提醒审判官和陪审团成员，“应非常慎重地核查年轻姑娘们的声明，如果发现这些原告人的态度是可疑的，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宣布对被告人免予起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