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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曹一） 在现实生活中，当有纠纷发生时，不管纠纷的性质如何，也不管所涉利益的大小，我们常常会听到当事人一句宣明态度的颇具“威慑力”的话，“我要到法院告你去”，如果有第三方和事佬在场而又劝解不成的时候，其最后给出的方案一般是“你可以走司法途径”，或者在发生某一公众事件后，涉事方总会在以“所述事实没有根据”给予回应的同时，还会加上一句“保留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本公司或本人合法权益的权利”的结束语。虽然说这话的好多人只不过是在气头上过一过嘴瘾，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人诉讼意识的增强，曾经以“厌讼”或“贱讼”为特征的民族，似乎改了习性，变得“好讼”或“健讼”了。当人们一遇纠纷就动辄走司法途径的时候，那曾经让人心生恐惧的法院也门庭若市起来，法官们“司法民工”的说辞虽不乏自嘲的成分，不过法院案多人少倒也是不争的事实。当大大小小的纠纷都寄希望于司法解决时，这条路径当然会变得异常拥堵，法官们累得变成了司法机器，当事人又不满于自己的案子被拖得时间太长。现如今我们都喜欢谈传统文化复兴的事，其实在解决诸如案多人少这类司法难题方面，古人多元化规制人们生活、多途径解决纠纷的方式，还真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今天遇到什么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法律在这个方面是怎么规定的，或者会说法律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呼吁有关部门抓紧出台相关法规，等等，仿佛离开法律就什么也做不成了。古人社会秩序的维持虽也离不开法律，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手段，相反，自生自发的民间规范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毫无疑问，解读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形成，还需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作为入口。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富于地方特色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而不是抽象的普遍的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只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主要依赖于自发地生长于其间、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可并熟知的个殊性较强的礼俗习惯，而不是官方制定的普遍适用的法律。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在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中，对礼俗习惯的遵守，为人们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一个情理兼具的合理的预期，反过来，这种预期又促使人们自觉地遵守礼俗习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承认并且依赖礼俗习惯在日常生活中发挥效力，并不意味着政府权力无所作为，相反，将民众的事情交由民众自己处理，既可以节约行政管理的成本，还可以使统治者集中力量来打击异己，以增强统治的效能。所谓的“皇权不下县”，是因为“县”里有一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规则，而非处于社会治理的真空地带。 如果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简直是太不“完善”了，“历代律文，户婚诸条，实近民法，然皆缺焉不完”，不惟没有统一的民法典，连系统的民事单行法规也没有，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则，主要散见于地方志、官府通例、官绅牧令书和民间习惯中，与民众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户婚、田土、钱债”等“细故”，主要由包括民间习惯在内的一套规则来规范，正所谓“官有政法，民从私约”。这种自生自发的规则，与正式的国家法相比，似乎缺少相应的法律强制性的权威，然而正因为其从民众的生活经验中生发，避免了“顶层设计”的虚夸，反因其与地气相接而得到了有效的遵守和运用。 以与我们时间上最为切近的清代为例。满清的民事生活规范，既体现在《大清律例》等律典中，更蕴含于其他的民间习惯或社会规则中，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大清律例中有关民事的条文，多集中在“户役”“田宅”“婚姻”和“钱债”中，类似于现代民法中的继承、物权、婚姻家庭及债权，而且这类“民事规范”，不以授权为主，而是以禁止某种行为并规定违反之后的惩戒和处分为特征。除此之外，民众的日常生活更多的是受家法族规、行会规程和地方习惯的约束。在古代，宗法血缘关系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具有强烈影响，继北宋以来逐步完善的家法族规，对家族成员的效力日益加强，到满清时期，家法的形式也更趋多样，调整的范围也几乎涉及到族内生活的一切领域，如族籍、尊卑关系、财产关系、婚姻关系、祭祖祀宗、窃资赌博等等，而族长对族内成员的管理权和惩治权也得到官府的认可。在家法族规之外，行规在工商业管理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由工匠和商人们组成的协会即通常所说的“行”，而行会具有维护成员利益、解决成员之间纠纷的职能，行规明确禁止在没有先送会馆“法庭”进行裁决的情况下擅自告官。官府也承认行规对其成员的效力，甚至还会把越过行会的案件发回行会裁决。生活在乡土生活中的人，视遵守家法族规、行会章程或民间礼俗为当然，在围绕户婚、田土、钱债等“细事”发生纠纷时，官府一般采取“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由族长、行会组织或耆老乡绅来管理和协调，就“本地风俗，准情酌理”而变通处置，真正产生了“胜败皆服”的效果。 与我们今天法院的规模相比，清代理一县“词讼”的正印官只有知县一人，虽有幕友佐杂等协助，不过相对来说其“正式编制”或“员额法官”还是太少了。然而知县们并没有“案多人少”的抱怨，究其原因，古代解决纠纷的路径或渠道较为多元，许多矛盾不出族、不出村就能得到处理，能闹到官府的案件确实很少。如今打官司的人多了，虽不乏人们诉讼意识提高这一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其它解纷渠道不畅的事实。有小家却没有家族，有村委却没有乡绅，有协会却没有规约。每一个原子式的个人之间发生碰撞冲突时，没有一个调解的机制使各方妥协，最后只好一齐涌入法院这一单行道，造成了司法解纷之路的不畅和拥堵。要想破解法院案多人少这一难题，拓宽纠纷解决的路径不失为一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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