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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年来，每到一年一度的春节，人们讨论的话题除了原有的节日氛围、春晚节目之外，农村生活的种种变化也会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令人瞩目的话题。这首先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大量到城市谋生乃至安家的“村里人”，在春节这一中国传统节日，从“城市中国”返回“农村中国”。他们的城市生活经验，成为观察农村变革的参照系。另外，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网络媒体的兴起，不仅大大方便了人们表达，也提升了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使得对农村今昔不同有所体会的人能够迅速积聚起来。有学者将城市返乡者记录农村现状、反映农村问题、思索农村出路的文字，概括为“返乡体”（杨胜刚：《“返乡体”底层视角下的农村叙述》，《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4期）。如果说“返乡体”是用较为直观的形式记录农村的变革过程，那么，要想深刻地认识农村的变革——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的变革——也离不开严肃的学理研究。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农村变革的一部力作。该书将关注点放在了农村家庭上。作者不仅在黑龙江下岬村有过亲身生活经历，而且多次深入村庄进行跟踪式的田野调查，积累了有关农村家庭的大量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运用民族志的写法，对农村家庭的变革做了一番深入细致的描绘分析，文中有许多生动的故事和细节，可读性颇佳。 二 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个体来说，家庭是一个人来到世界的栖居地，也是贯穿一个人一生的生活场所。常听到的一个比喻是，“家是港湾”。对社会而言，家庭不仅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单位，也承载着一系列的社会功能，例如经济生产和抚育下一代。家庭所具有的这种双重面向，使得不同的研究者对家庭的认知侧重不同。在阎云翔看来，已有的中国家庭研究过于偏重家庭的社会功能，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家庭之中个体的生活。尽管可以说传统上中国家庭的社会功能更为显要，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家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成不变的。他的研究表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治和社会变迁影响之下，小家庭（也就是文中所说的“私人家庭”）逐步取代传统的大家庭或者说家族。与家庭的由大变小密切相关，由于等级意味浓厚的大家庭的解体，生活于小家庭之中的个人日渐具备自主意识，发展为独立的个体。上述两大变化，在农村爱恋、婚姻、生育以及住房等一系列日常生活领域均有所体现。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家庭的变革和个体的崛起？阎云翔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实现农民主体性以及高度自我中心的个人崛起的主要推动者”（P262）。一方面，建国后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传统大家庭解体的主因。例如，国家推行的反封建措施在削弱父权和夫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从集体化到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国家逐步从农村生活的诸多领域退出，释放出了个体成长的社会空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梅因曾将“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过程视为社会进步的一般趋势。农村制度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次“从身份到契约”的变革。农民不再是捆绑在集体政治经济体制之上的一个零部件，而是发展成为日益经济化、商品化的社会的一名参与者。这显然为私人生活和个体独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社会空间。本书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应该是“社会主义下的私人生活”，或许更能表明作者的主旨所在。 但是，国家权力干预程度的下降同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农村公共生活的衰落。在集体化时期，私人空间几乎是不存在的，人们某种意义上都是生活于集体之中的“公共人”。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例子。“在70年代初期，大队给每家都装了广播喇叭，一般都正好在炕头上。喇叭没有开关，无论是广播内容还是广播时间都由县广播站来控制，大队的广播系统不过是县广播站的分支。因此，村民自己无法控制听什么和什么时候听。每天他们都被迫听大量的官方新闻、政治宣传、干部讲话、娱乐节目等等。”（P49-50）改革后，国家权力逐步退出，既为私人领域的发展释放空间，但也导致公共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大不如前。这一变化带来的影响是，在个体的私人性得到伸张的同时，个体的公共性的培育和发展失去了有效的土壤。由此造成越来越独立自主的个人，自我意识增强，但公共意识淡漠。作者将这种摆脱了传统大家庭控制的个人称之为“无公德的个人”，并表现出困惑和担忧。由于全书的重点是个体的崛起，所以作者对公共生活的衰落过程以及这一变化对个体成长的影响分析不多。这也就是本书的一大缺憾。 三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的研究止于1999年，中文版于2005年首次面世。如今，时间已经到了2017年。之所以强调时间，是因为包括农村在内的中国的变革速度非常之快，变革广度也非常之深，这就导致书中的一些资料在当前看来难免有些“过时”。例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青年结婚的物质条件之一是盖新房。到今天，在不少农村地区，一所农村新房已经难以满足女方的要求，成家通常需要在城镇买房。当然，用“过时”这一说法，有些过分苛责和勉为其难，因为这并不能归咎于作者。在中文版自序里，作者也强调，这是一本“未完待续”的作品，他正在进行新的田野调查，准备开展新的研究。但是，客观上，迅速变革的社会现实，对以实证材料为基础的研究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那就是，现实的发展究竟是验证了还是推翻了学理上的研究和判断？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学者们持续不断的调查、反思和研究。 农村社会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农村社会的变革也一直是学者们心心念念的问题。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到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即是一例，反映了学者们的持续的现实关怀和学术努力。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期待包括阎云翔在内的学界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研究，记录乡村的变革，思索乡村的出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