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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先生的一生，具有解蔽的作用，什么叫解蔽呢？就是破除那种障碍。我就觉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用左眼看事儿，有一段时间开始用右眼看，老是看不准。为什么？因为老蒙着一只眼，老看不准就在这，老是要不从这边，要不从那边，你肯定就看不准。其实应该更加圆融，所以后来我就写过一小篇儿，叫《圆融的梁漱溟》，你非得说最后一个大儒，其实怎么样，其实来之前我就特别感慨，别看最后一个大儒，你都不知道他写了多少篇关于宪政的文章？你都不知道他为宪政奔走过多少年？花费过多少心思？而且我认为现在到底宪政是怎么回事儿，我认为梁漱溟老先生他的探索依然是宝贵的经验，值得注意。再一个，老先生的判断，他写的东西依然是宪政这方面启蒙的东西。这样一说的话呢，而且1976年毛润之去世之前，老爷子就写《英国宪政之妙》。你说这是儒家干的事儿吗？为什么？他老盼着有人，谁能限制毛泽东呢？毛泽东晚年怎么能混黑到——这是老先生的原话——怎么能混黑到，就等于说是精神错乱，昏黑到这样的程度。但是就是说，为什么有人把梁漱溟先生当作一个争民主争什么的一个特立独行之士啊？就在于他有对毛泽东的这个反对意见，他认为毛泽东不重视农民。 再一个，老先生居然还有对毛泽东的这个评论，实际上，应该看全面。他就说了，别看毛泽东晚年精神错乱，混黑到那种程度。他说这是大个头人物，英雄人物，晚年普遍的这种境界。这让我想起来秦始皇，汉武帝，就是那个。老先生就说了，我们普通人不会有，因为你我皆凡人，为什么？你平常精神就挺错乱的，还等到晚年精神才错乱？平常就看不清自己，就迷了马瞪的，非得等到晚年——我晚年看不清我自己了。言简之意，好像青少年时候能看清自己，青少年也看不清自己。很多现在号称五六十岁的学者，其实并没有真正看清自己。知了天命了，不知道天命之所在。到了天命之年了，并不知道天命之所在，并没有真正看着自己。所以说这个老先生非常有意思，一方面他把毛泽东说得不堪的程度，没有人比梁漱溟先生对毛泽东说的更加给人感觉一语中的，给人感觉看了以后触目惊心。他能说到毛泽东精神错乱，荒谬绝伦，简直无以复加。为什么？他就说了，毛泽东不听我的，他错乱太正常了，他不错乱就不正常了。为什么？我在延安就跟他吵架，吵什么架呀？我说毛润之，你别老觉得中国和苏联和哪儿和哪儿一样，别老说中国和国际社会普遍性。“哎呀，我们中国呀，也可以搞无产阶级革命呀。”他说哪有无产阶级呀，你想做个小买卖，你就不是无产阶级了，你要是能做个小买卖。哪有正儿八经的无产阶级呀？二愣子、三胖子，他整天歇着不干活，老爹老娘死了以后，也没法啃了，是吧？最后的话，又赌博又玩钱，输房子输地输媳妇输孩子，那你想想，正儿八经的…… 所以现在有一个湖北的官就说了，有的贫下中农别觉得政府非得照顾你。为什么？“哎呀，习总呀，我等着您呢，来，我迎着您呢，您扶我吧。”为什么？“我贫呀。”哦，人家有的人，挺踏踏实实，挺兢兢业业，但是因为孩子上学，因为家人有人有大病，因学致贫，因病致贫。有的人也不说孩子上学，也不说家里有什么，“来，习总呀，你得扶着我呀，你看我都倒下了，我都倒个儿了。”哦，你啥都不干，如果扶贫要扶到这种程度，那中国还真扶不起。我说这个任务我就看出来了，这个任务就是个乌托邦。为什么？因为瑞士实现不了，瑞典实现不了。瑞士、瑞典的领袖，他们的国家领导人怎么就那么没有胸怀呢？怎么不弄扶贫呢？是吗？其实咱弄社会保障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弄扶贫，建立普遍的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就可以了。你非得说是把那些该干什么的扶起来，这个非常难，是吧。最后把富人也扶倒了。你说扶贫的钱从哪来，是吧，就得是有余补不足。就说马云来掏点钱，马化腾来掏点钱。马化腾说我现在钱不行了，你看有的人上去了，人家弄快递，是吧，人家弄快递的上去了，你看我这都不行了。你看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的话，让人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因为和毛泽东有过这样闹别扭，大家就把他塑造成一个时代所需要的人物。什么意思呢？1978年以后，大家伙就想，在1949年到1976年毛润之健在的时候，谁眼看着毛润之干那么多比较不靠谱的事儿，谁拦着呢？以后后代修史就会问，有一个天问：那一段时间谁拦着了？谁出来说了应该说的话了？大家就找，哦，梁漱溟先生拦着了，马寅初先生拦着了。毛主席非得让大家生孩子，马寅初就不让大家生。错批1个人，多生3亿人。话说回来，要非得执行马寅初的（政策），那我就生不出来了。马寅初倒不是说生一个，他说生俩，那我是家里面老四。所以说得执行毛主席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实有的时候，这些人生出来了怎么办？是吧，包括最近我看两个河南人都挺干啥，一个是朱婷，一个是小岳岳。小岳岳买五套房子，每一套房子都不写自己的名字，因为五个姐姐，他是六妮，他是老六，等于他下面还有一个，小岳岳，岳云鹏。然后朱婷的话，家里面至少有四个（孩子），朱婷是老三。等于计划生育政策在河南就没有彻底执行好。话说回来了，要是执行好了，那朱婷世界级的排球（选手），这不就完了吗？就说这个事儿，所以你看咱们那些年搞计划生育，姚明啊，潘长江啊，少生了多少这样的人，还有朱婷，小岳岳，就说这个事儿。 主事者要用这个东西来说事儿，用谁来说事？用一个人。主事者就说毛主席那个时候不对。怎么不对呀，就没听人家马寅初的嘛，就非得说毛主席派人去批判了马寅初，最后造成了“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其实现在有一个搞计划生育的人，原来在山西，现在在上海，叫梁中堂先生——中堂大人——梁中堂，这个人，（和梁漱溟是）一家子，这个先生有一个《马寅初考》，这个先生比较实事求是。他在胡耀邦的时候，在山西翼城，搞一家一户生两个孩子的实验，所以现在翼城那个地方，等于说没有那种老人以后没有人，他的人口结构就比较正常。相反周围的县，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地方，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好，晒太阳的老人老太太就特别多，没有后生，有的地方后生到城里面打工去了，他那个地方就没有多少后生，后继乏人。 现在开两会，有的政协委员就出招了，应该十八岁结婚呀，十八岁就应该结婚。再一个，生两个孩子政府应该奖励。你看，那个时候生两个孩子政府要罚，现在生两个孩子政府要奖励，那以后一个孩子都不生呢，政府要罚，你没为国家做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