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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美国学者科拉伦斯.佩里创建了“邻里单元”（Neighbourhood Unit）理论。（1929年美国学者科拉伦斯.佩里（Clarence Perry）创建了“邻里单元”（Neighbourhood Unit）理论。邻里单元理论包括6个要点：根据学校确定邻里的规模；过境交通大道布置在四周形成边界；邻里公共空间；邻里中央位置布置公共设施；交通枢纽地带集中布置邻里商业服务；不与外部衔接的内部道路系统。）佩里提出邻里单位理论，其目的是要在汽车交通开始发达的条件下，创造一个适合于居民生活的、舒适安全和设施完善的居住社区环境。街区制是城市建设格局的一种形式，其特点是楼房直接毗邻城市规划的道路。这种形制的优点是,可以增加公共道路和路网密度；缺点则是居民楼下的车流不断,增加了噪音干扰和出行风险,可能降低居住的舒适度。因而,对于街区制的利弊得失,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 街区制是近代工业革命后产生的。当时,随着人口增长,城市化加速,城镇中心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密度极大增强,原先未经规划形成的一些居民住宅区、历史建筑、大学校园星罗棋布,使得城市道路曲折难通。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应当得到合理的规划,古老建筑固然有保护价值,但如果为其所束缚,城市运转的效率也将难以提升。以英国为例，当时城市的拆除、改造以及重新安置,给被拆迁人群带来诸多困境,使一部分私人财产受损,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为此,英国议会于1845年通过了《土地条款联合法案》(Cross Act，以内政大臣理查德克罗斯命名),建立起一套“强制购买”的机制。1875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克罗斯法案》,授权各城市购买并拆除贫民窟,建造住房用于出租。此后又有一些相关法案出台。与此同时,英国城市伯明翰开始采取大规模措施来清理贫民窟。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英国人采取了保护与改造并用的办法。在1947年的《城乡规划法》和1953年的《历史性建筑和纪念性构造物保护法》中,人们不但开始保护建筑个体,还开始保护建筑的集合体。在这个意义上,成片的建筑形成的街区,开始成为城市格局的基本单元。于是,在以英国伦敦为代表的欧洲城市,19世纪均迎来了改造大潮。许多历史悠久的建筑都被移位或拆除,让位于近代公路网络。经过改造,共计88英亩的中世纪建筑被清除,为火车站、广场和新的林阴大道提供了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在街区制较为发达的英美等国,法治已成为街区制的重要保障。 我国推广街区制并不再建封闭小区的消息引爆关注。媒体连篇累牍地解读欧美“开放式街区”的先进性，但鲜有人知，中国早在宋代，就已实施从“封闭式小区”到“开放式街区”的文明演变。唐代市民的“居住里坊”是有墙的，每个“坊”到了晚间会上锁，就像是一个个“封闭式小区”。而到了宋代，新市民社会的出现，民间娱乐、商业中心和居民区融合，“坊”便瓦解了，代之以“开放式街巷”。宋代以前，中国传统城市大多是各朝代的统治中心或军事重镇，政府为了更好地维护统治，对城内的居民和商业活动进行严格的控制并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制度，坊市制便是其中的典型。主要表现为将住宅区（坊）和交易区（市）严格分开，并用法律和制度对交易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严加控制。唐代的城市格局为“里坊制”，以长安城为例，布局严整：外城之中有内城，把皇族居住区和政府机关与居民区分开；市坊分立，把市场与居民区分开；坊设围墙，把居民区划分为排列整齐的坊，便于管理与加强统治。宋代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封闭的坊市制度的打破，代之以开放式街区。北宋盛时经济的发展令城巿化出现新动力，也改变了城巿的传统性质和土地利用结构。汉唐的行政型城巿至此时已转型为商贸和娱乐型的新城巿。坊墙最终被推倒，封闭性的坊被冲破，街巷四通八达，居民区与市场混一的城市制度逐渐形成。至北宋中期，封闭型的坊市制度已全面崩溃。商业的经营方式和城市的空间格局向开放型转变，形成许多繁华热闹的商业街与新型的服务和娱乐行业（如浴堂、茶坊、勾栏等），“开放街巷制”由此取代“封闭里坊制”。（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载于《上海城市规划》2012年 第2期 。） 城市居民所赖以存在发展的城市社区普遍有着较高的工业化、市场化与现代化水平，这正是高素质现代社会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城市社区生活的积极功能，或者说城市生活的正效应是主要的。然而，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其二面性一样，城市社区生活同样有其负效应的一面，尤其在城市化水平处于迅速提高之时，一些方面的负效应表现得尤为充分，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恰好处于这个时期，因此，我国城市生活的负效应在目前条件下显得非常突出，正因为如此，我国目前条件下的城市管理模式革新最突出的方式——街区制改革应就成为最值得探讨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