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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按语】山东聊城中级法院的一则“辱母刺人案”引发舆情汹涌，在得到判决书之后，我认为，《南方周末》报道中的核心事实基本包含在一审判决书中（当然，部分事实在一审判决中未提及）。这个案件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刑法学乃至法学的讨论，进入了经济学、伦理乃至人性的考量领域。原始的正义是存乎于人性之中的。所以，司法案件远不是简单的三段论逻辑那么简单，案件的背后是社会，包含着情感的、伦理的、政治的判断。司法的骨架要穿上人文的外衣，才可让司法的判断不偏离基本的边界。已有包括秉志教授、阮齐林教授、邱兴隆教授、陈瑞华教授、周光权教授在内的诸位法学大家就本案发表看法。本文的一己之见，姑且作为本人对该个案认识的一种记载。 【正文】 鉴于一审判决书已经发出，本文不再罗列案件事实，直接引用判决书对于欢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的认定：“关于被告人于欢的辩护人提出于欢有正当防卫情节，系防卫过当，要求减轻处罚的意见，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欢持尖刀捅刺多名被害人腹背部，虽然当时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辱骂和侮辱，但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所以于欢持尖刀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辩护人认为于欢系防卫过当以此要求减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一审法院的这个认定，笔者认为是错误的，需要在二审中予以纠正。 一、不法侵害正当时，于欢具备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 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第一条件当为防卫的正当性，依照刑法的规定和学理，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是“存在不法侵害”。本案中，2016年4月14日下午4时，赵荣荣纠集十多人先后到苏银霞所在的公司“讨债”。在公司大厅以烧烤饮酒方式“堵门”，后限制苏银霞和其儿子于欢在狭窄的接待室内。从着手限制人身自由，不法行为即已开始。作为持续犯的非法拘禁罪，不法状态未停，防卫人就有权利实施正当防卫。这是其一。其二，在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过程中，杜志浩还在众目睽睽之下采取语言辱骂、威胁、暴露下体等侮辱、猥亵的严重不法行为，不仅违法而且违背基本人伦。其三、在警察处警，进入该接待室之后，只待了四分钟，并未对不法行为予以处置。导致不法状态在警察离开该房间之后继续存在。很疑惑的是，一审法院虽然认定杜志浩等人的行为是“限制人身自由”而否定存在“不法侵害”？一审法院将侵害限定于“生命健康权利”是不妥当的，因为“人身自由”显然也是人身权利的内容。 二、本案具备正当防卫的紧迫性 正当防卫的紧迫性体现在时间上的“当时”（正在进行），亦体现在侵害行为的“当量”（侵害的程度）。 （1）于欢行为时，非法拘禁仍在持续，之前遭受侮辱、猥亵侵害的精神恐惧仍在 4月14日下午4时起至晚上22时之间，逼债人既有非法拘禁的行为，更有杜志浩的言语辱骂、侮辱和当众掏出下体等侮辱、猥亵的不法行为（报道说，4月13日在其家卫生间逼迫苏银霞的行为，鉴于法院未予认定，暂不表），这违背基本的人伦底线，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十分严重。虽然侮辱和猥亵在警察离开房间之后的短暂时间之内并未发生，但非法拘禁则并未因警察到来而消除。而且，于欢和其母有被报复侵害的重大可能性，增加了其主观上的恐惧感。 （2）公安处警未能及时解除非法拘禁的不法状态 在接到有人报案后，公安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进行处置。根据判决书（五）视听资料（2）显示：“……22时13分一辆警车到达，民警下车后进入办公楼；22时17分许部分人员送民警出来办公楼，有人回去。22时21分许，民警快速返回办公楼，进入接待室后要钱一方受伤的、没受伤的陆续跑出接待室，乘三辆车快速驶出公司。”据此可以判断，民警在接待室待的时间只有4分钟。而且，根据证人程学贺（派出所的民警说：“有事说事，别动手，不能打架。）和郭彦刚的证言（警察说：“恁要账归要账，不能打架。”），处置的警察客观上当时并没有及时解除杜志浩等人非法拘禁、限制苏银霞母子人身自由的不法状态。 （3）于欢及其母亲欲冲接待室自救遭阻止 在警方离开接待室时，于欢及其母亲苏银霞欲冲出接待室，但遭到杜志浩等人的阻止，导致不法状态继续存在。且其中一人“扣住（于欢的）脖子”进入接待室，在空间上于欢后来被逼至东南墙角。 （4）于欢持刀大声警告无效且对方逼近人身 根据证人么传行（也是催帐人员）的证言：“……过了一会儿派出所的民警就来了，女老板和她儿子想跟着民警出去，我们这边的人怕他们跑了，拦住他俩了。我们把女老板的儿子摁在了一个长沙发上。后来女老板的儿子不知道从那里拿的刀子说：‘别过来，都别过来，过来攮死恁。’杜三往前凑过去，我看见那个小子拿着刀子朝杜三正面攮了一下，郭彦刚从西边朝那个小子跟前一凑，想往西跑的时候，那个小子跳着往前伸了一下手，郭彦刚用手捂住后背了，随即就出血了，程学贺和严建军应该都是朝那个小子跟前走的时候被捅伤的。”从中可以看出，于欢也并非是拿刀便刺，而是有警告在先：“别过来，都别过来，过来攮死恁。”这一警告还有另外几名证人（如催债人员李忠）的证实。可以判断，如果当时杜志浩不向前相逼，或者退后甚至让他们离开接待室，结果可能是另外一番样子。 （5）对方的人数、空间、持续的时间判断 采取防卫手段，也应当客观看待实际的情势。从人数来看，讨债的一方行为人共有11人之多，力量对比悬殊。在公司的接待室内，除了四个被害人（同时也是非法拘禁行为实施人）杜志浩、严建军、程学贺、郭彦刚外，至少还有李忠、么传行等人控制苏银霞和于欢。而且，对方采用了殴打等暴力行为。一审法院以“对方未使用工具”作为不予认可的理由过于牵强，对方人数多、空间小、持续时间长（当时已是深夜）。 三、于欢的行为是否属于防卫过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