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法制日报2016-07-15 陈东升 王春 法治浙江100多年前,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力推改革、以法救国,被奉为“法学匡时”的典范。100多年后,在沈家本的故乡——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一座沈家本纪念馆成了法学教育第二课堂,向世人生动展示了从清末到今天的中国法治发展之路。从太湖之滨到西子湖畔,在山水如画的浙江大地上,到处是法治建设坚实的足音、美丽的故事、和谐的画面、激扬的鼙鼓。2006年4月,在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提议下,浙江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战略部署。从那时起,建设法治浙江就成了全省上下的共同使命和责任担当。10年来,几届省委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坚持不懈地推进法治浙江建设,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制度和实践成果。法治建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带来了境安民富。浙江群众安全感满意度逐年攀升,2015年高达96.34%,居于全国前列。全省城乡居民收入与农民人均收入分别连续15年与31年居全国省区第一位。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说,建设法治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八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浙江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今年是省委决策部署建设法治浙江10周年,站在新起点上,我们必须深入挖掘法治浙江这座“富矿”,把10年来探索的智慧结晶和实践财富挖掘好、总结好,同时要正视当前法治浙江建设中的突出短板,把短板找准补好,下大力气抓好工作落实,不断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努力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从一张蓝图到一条道路法治是治国理政基本方式成共识理念是行动的指南。法治浙江建设伊始,习近平就突出强调,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在一张法治浙江建设的宏伟蓝图指引下,杭州市余杭区大胆创新,在全国率先通过法治量化评估体系,探索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化新路。75.7分,这是余杭近日出炉的2015年度法治指数。余杭已连续9年评估出台法治指数,成为基层法治建设的一块“试验田”,为全国法治建设积累经验。余杭区法建办常务副主任、司法局局长郑建芬介绍说:“10年来,余杭不断运用法治量化评估推动法治余杭建设,成效显著,不仅规范了党委政府行为,助推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还提高了全民法治意识,成为量化法治建设的样本,可供其他地区参考借鉴。”从描绘一张法治蓝图,到坚持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法治浙江上升到法治中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浙江一以贯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完善省委议事规则,健全议事决策机制,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公正司法。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浙江党政主要领导皆具政法背景,夏宝龙、7月初刚赴江苏履新的原省长李强以及浙江新任代省长车俊都曾分管过多年政法工作,熟悉法治建设现状与规律,率先垂范,厉行法治。浙江在全国率先启动并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行政权力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责任清单和浙江政务服务网“四张清单一张网”建设,政府自身改革和依法行政走在了全国前列。2014年3月,杭州市富阳区晒出全国首份县域行政权力清单,从2008年的7800项原始权力最终确定了1465项常用行政权力,“清单之外再无权力”。随着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的相继编制,行政效率大幅度提升:审批事项平均承诺时限压缩到5.6个工作日；一般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时间比改革前减少60天以上。今年年初,富阳又推出了服务清单制度改革。富阳区编委办主任闻关明说:“我们发现有些群众不知找哪个部门办事,为此,我们服务清单共梳理出办事指南145项、提醒事项45项、其他事项93项,群众办事的依据、材料、流程都可从中找到,大大方便了群众。”从服务大局到执法为民统筹推进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工作法治浙江战略部署的形成和推进,充分体现了服务大局的使命要求。作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先发之地,浙江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统筹推进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工作,充分发挥法治的调节、促进、规范作用。浙江省委要求把“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重点工作,作为法治浙江建设的大平台、试验田、试金石和活教材。“水晶之都”浦江摘掉了全省卫生环境污染县“黑帽”,婺城十里长湖清淤后重变清澈,金东洞源水库寻回最美桃花源画卷……这一系列变化离不开政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发挥,提供法治保障,公安机关重拳出击污染犯罪无处遁形,法院巡回法庭贴身服务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司法行政系统创新宣传治水护水人人参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法治浙江建设的重点。立法工作是法治建设基础,提高立法质量是关键,浙江探索建立起地方立法专家库制度等30多项立法工作制度,围绕环境保护、征地拆迁、小微金融等重点问题,共制定《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等先行性立法100余件,9个设区的市获得了地方立法权,目前已基本形成具有特色的地方性法规体系。 严格执法从政府自身改起,从源头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浙江为此出台《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大力推行行政执法公开,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健全完善行政执法过错追究制度和错案追究制度。在执法规范化建设道路上,浙江公安一直勇当全国“领头羊”,创新发展不停步,将完善公安执法权力运行机制作为法治公安建设的新要求新载体,大力实施办案积分制、建设“三位一体”执法机制、“阳光执法”体系,推动法治公安建设不断打造升级版。执法为民是法治浙江建设的本质要求。浙江是非公经济大省,今年3月底,浙江省检察院专门出台了精准护航非公经济“21条”意见,开展法律服务,让非公企业感受到检察机关的法治温暖,有更多司法获得感。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浙江扎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出台《进一步规范命案侦办工作防止冤假错案若干规定》等33项制度。扎实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案例指导制度。加强执法司法监督制约,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监督,健全轻微刑事犯罪惩办机制,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浙江还深入推进司法公开,进一步完善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制度,在全国率先发布“司法透明指数”,大力实施“阳光司法”工程,省法院上网公开裁判文书135.7万份,居全国首位。全民守法亦是浙江特色。浙江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并积极推动“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落实,提高普法的渗透率和覆盖率。同时广泛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在全社会掀起学法新高潮,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10年来,浙江省法学会260多项研究成果转化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还组织50多位法学家在全省举办150多场法学报告会,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头脑,为浙江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学理论支持。从夯实基础到健全机制法治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动力重视基层基础建设,是法治浙江建设的特色和优势。自2006年以来,浙江坚持把新时期“枫桥经验”作为法治浙江建设的重要载体,以法治精神丰富和发展“枫桥经验”,积极探索创新实践,扎实推进固本强基工作。一系列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得以挖掘与推广,“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基层社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五议两公开”工作法、“基层便民服务公共平台”“外来人口三级议政议事平台”……近年来,浙江省委完善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机制,推进乡村治理创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桐乡法治、德治、自治“三治合一”治出民主与活力,充分调动了居民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发挥了社会力量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浙江不断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群众自治机制,全面推行村务公开、民主恳谈、村务监督、村干部辞职承诺等制度,实现村务监督委员会和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全覆盖。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就诞生在武义后陈村,10多年来一直保持“零上访”纪录。浙江推动全面制定修订和实施村规民约、社区公约,提高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在衢州龙游,全县262个行政村,每个村都有了新的村规民约,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浦山村村支书记雷土荣说:“过去,村子的秩序靠人情关系来维持,有了村规民约后,村民实现了自治,因为每条村规都经村民大会讨论通过,村民也自觉受其约束。”十年法治磨砺,浙江建立健全了“一把手”负总责、部门协同推进、省市县三级联动、一任接着一任干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近年来,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要求,浙江省委在完善考核标准,改进考核办法,进一步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的同时,重点完善对各市党政领导班子法治建设实绩考核评价。目前,在各市党政领导班子实绩考核中,法治建设实绩占4%。从2007年开始,浙江省委部署开展了以坚持依法执政、建设法治政府、推进公正司法、深化法治教育、发展基层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法治市、县(市、区)工作先进单位创建活动。为对创建法治市、县(市、区)工作先进单位进行量化考评,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评价体系和考核办法。2010年2月,浙江省委在先进单位创建活动的基础上部署开展创建法治县(市、区)工作示范单位活动,将连续3年被评为创建法治县(市、区)工作先进单位的,命名为创建法治县(市、区)工作示范单位,示范单位不再参评先进单位,实行动态管理。在今年的法治浙江建设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共有51个单位被评为工作先进集体。本报记者 陈东升 王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