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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尚经世致用的儒教中国，历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时至今日，反其道而行之的“仕而优则学”，也风风火火闯九州，由此形成“官员博士化”的蔚然奇观。犹记得2008年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因被双规而爆出“博士学历”造假问题，备受学界秉持良知者如葛剑雄教授等人的质疑，由此而使天朝特色的新“官场现形记”露出权力勾兑下的冰山一角。 唧唧复唧唧，质疑归质疑，“博士大跃进”时代并不因此而稍息。如黑雪漫天飞的博士帽，其中不少落在官员的乌纱帽上，叠出黑上加黑的“高大上”。其中不少官员，如果不是乌纱帽翻了，没人敢去翻那博士帽。而不翻不知道，一翻吓一跳，原来多是假博士。随便搜搜“十八大”之后遭查处的博士级高官，果然发现博士帽里“水很深”。譬如天津的黄兴国、杨栋梁、武长顺，河北的周本顺、梁滨、景春华，以及季建业、金道铭、沈培平、余远辉、乐大克、谷春立等80多名“落马”高官，几乎都有奇迹般获得的博士学位。至于乌纱帽仍在头上的中高级干部，究竟还有多少博士帽也来历不明，那就更非我辈之所知了。 在我看来，从王益到周本顺之类高官的博士学历之所以受质疑，绝非学者们对落马官员的落井下石，毋宁是他们基于学术良知发起的愤懑声讨。时至今日，官员博士化现象所潜伏的权力腐败和教育腐败，已是不争的社会事实，它甚至蔓延并贯穿于从考试到毕业的全部环节，侵蚀着我们这个实际上疲软、虚弱得近于不堪一击的高等教育体制。 毋庸讳言，随着当前对领导干部要求的高学历化，在高校自主招考博士过程中，各地官员从来就是一支绝对不可忽略的队伍。他们所据的各种资源和相应能力，足以使他们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他们通过各种不公平竞争手段，挤兑和抢占了真正有心求学之士的深造机会和资源。而那些有心求学的莘莘学子，不得不置身于一场毫无公平、公开与公正可言的竞技场，成为那些纵身一跨便得入门券的官员们的垫脚石，以自己的悲剧成就他们的喜剧。 在“博士大跃进”的形势下，各级官员在每年新增的博士队伍中所占比重日趋明显。从读博到毕业的各个环节，官员博士们的“学术成长”同样大可质疑。正如学者在质疑王益的“读博”经历中所指出的，这些官员究竟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用于学术？虽然其中不乏真有为学消得人憔悴的学者型官员，但他们究竟又占据了多少比例？实际上，我们通常所见的官员博士们，基本上没有、也不可能接受真正系统的博士教育。 官员博士化现象，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相互攀比，从而使竞相读博的虚伪风气蔓延，对博士头衔的追求，甚而掩盖了对实质性的行政能力的追求。不仅于此，它还在客观上催生了一种官学勾结的腐败。官员以权谋学位，教授以学谋资源，成为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 可以想见的是，这些博士化的官员们几乎不可能对学术抱有真正的敬意，他们求的仅仅是一纸烫金的博士文凭，这纸文凭带来的则是与之维系的一系列实际利益。这种利益通常是通过交换形成的“互惠”或“双赢”，实质则是权力腐败和教育腐败的勾兑。 因此，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急剧消耗着实则有限的教育资源，也加剧了权力腐败和教育腐败的勾兑。无论是勾兑的程度，还是勾兑的速度，都在一步步考验着公众对这类现象的耐受力，扩展着公众对这类现象的容忍度。它所带来的恶劣后果之一，便是随着人们对这类现象的心理承受力越来越大，“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被人奉为物竞天择的生存之道。 这漫漫人生充斥的各种“考试”，无不成为一场接一场的权力/资源关系的“勾兑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