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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行政部门不以为然，以事涉两国邦交，关系国家重大利益，并以事前两国政府早有协议，事后内阁决议适用刑法116条，并已通报俄国等理由，首相松方正义亲自出马，与儿岛惟谦院长见面，力陈己见。同时透过绵密人脉，安排亲友及前辈，向七位主审法官施压，要求他们相忍为国。避免日本外交食言，防止俄国借机挑衅。多数法官在强大压力下，立场摇摆，同意尊重日本内阁的重判主张。 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司法历练二十余年，深知两年前颁布的《明治宪法》虽规定司法独立原则，但无奈日本行政权独大，根基未深的司法权，随时可能胎死腹中。此案动见观瞻，一旦司法向行政示弱臣服，日后断难有出头一天。他马不停蹄，来到大津，向七位法官痛陈利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挽狂澜于即倒，成功说服下属同舟共济。 法官天职依法审判，日本司法能否独立，在此一举。他鼓励法官：“既然法无明文规定，不能草率判处死刑。坚持原则，拒绝向政治压力屈服。诸君，捍卫司法独立，舍我其谁？ ” 日本政府闻讯，立刻派出内务大臣西乡从道与法务大臣山田显义二人，联手向法官游说。没想到，七位法官以司法独立为由，拒绝在审判前，与行政官员见面。法务大臣山田显义闻讯，七窍生烟，简直不敢相信，平时温文尔雅的法官居然敢如此“放肆”，破口大骂：“好个法官，居然如此无礼，岂有此理？” 公判前夕，5月25日，日本总检察长三好退藏与法务大臣山田显义，祭出“撒手锏”，联名发布敕令，规定刑法116条可以进行扩张解释。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法理功底深厚的儿岛惟谦，挺身而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微微一笑，《刑法》总则第三条白纸黑字，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则，新敕令无法适用于“大津”案，殆无疑问。儿岛向法官表态，如判决曲解法律，身为负监督责任的大审院长，将辞职以答天皇，以谢世人。 惊天判决 余波荡漾 日本司法机关真能无畏无惧，坚持独立审判吗？全世界都在看。1891年5月27日，审判正式开庭，证据调查环节结束，三好检察总长与川目检察官相继发言，以加害外国皇族与危害本国皇族相同为由，力主适用刑法116条；辩护律师谷泽与中山二人，针锋相对，强调现行刑法并无加重处罚之规定，力陈其非。 重重压力下，日本大审院特别庭毅然下判：被告津田三藏犯下《刑法》292条谋杀未遂罪，处以终身苦役。判决一出，司法独立于行政权，初现端倪。日本行政机关，脸上如吃了一记响亮耳光。外交大臣青木周藏、内务大臣西乡从道、法务大臣山田显义三人，迫于插手司法不遂，东窗事发，相继宣布辞职，以示负责。 而事前态度强硬的俄罗斯，苦于国力日衰，战争准备严重不足，只能吞下苦果。借口皇太子尼古拉伤势不重，日本天皇亲自看望，日本政府多次诚恳道歉，居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悻悻地离开日本的尼古拉皇太子，只能私下痛骂：“日本人，真是一群东方的猕猴！” 后人赞扬儿岛惟谦为日本司法守护神，为日本司法独立奠定根基。他义正词严告诉内阁首相松方：“下官非才，恭奉天皇任命为大审院长，职责所在，不管内阁如何讨论和决议，其解释如曲解法律精神者，断不予以接受。”又表示：“不曲解法律，亦必另有其他维护国家利益之方略。立宪国家如欠缺法律之威严与正义，则必然失其存在意义。” 面对多位内阁大臣连珠炮似质问儿岛惟谦：“若因此导致日本亡国灭种怎么办？”儿岛惟谦拍案而起：“日本若因此而亡国，那就让它亡国吧，至少世人将记得日本曾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 西方国家盛赞，后起之秀的日本，居然能做到司法独立，让人眼前一亮，难能可贵。高举司法独立大旗的日本，借势与英法美等多国，修改不平等条约。此案对于日本司法权，最终摆脱行政权宰制操控，以及《明治宪法》引进的三权分立制衡得以落实，影响更为深远。 一片赞美声中，也有学者冷静指出，本案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理应由案件发生地大津地方法院进行审判，却由最高法院组成特别审判庭，径行审理，与法不合。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未亲自参与审判，却向主审法官发出裁示，也与司法独立的精髓——法官独立，存在不小差距。特别法庭多数法官，更是一度态度摇摆。至于刺客津田三藏本人，发监北海道钏路监狱，同年9月29日病死狱中。死因为急性肺炎，疑点重重，至今仍有人认为可能系政府谋杀。 大津案四年后，日本再度发生震动国际的暗杀案——清朝重臣李鸿章马关遇刺，刺客小山半太郎，用手枪击中李鸿章，导致李中堂面部受伤。暗杀事件连环爆，国际舆论交相指责。明治天皇大怒，下达敕语“严戒不逞”。首相伊藤博文秘派特使，要求将犯人判处死刑。但负责审理的山口地方法院的法官鹤冈琢郎，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依法将犯人判为无期徒刑。 东瀛法治成功，秘诀何在？ 在幕府的长期统治下，日本国民习惯于专制余习，孤陋寡闻而不以为然，进退俯仰唯政府之命是从。不知权利义务为何物？日本司法，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成功？ 原因无他，明治维新后，日本展开急行军式的近代化开发，全盘西化，引进西方先科技、武器、文化，特别是法律思想及制度，功不可没。 君不见，1869到1889年，学者尾佐柱猛统计，日本翻译西方法律著作五百余部。1870年，日本制度调查局江藤新平，命学者箕作麟祥翻译《法国民法典》，甚至指示说：“尽快地翻译，有误译也无妨。”大量法学名著改编进入中小学课本，权利、自治、自主思想深入人心，其来有自。 1871年，日本设置司法省，同年设立东京法院，1875年创立大审院。1880年，参照《法国刑法典》的日本《刑法》率先问世，首次确立罪刑法定主义，废除旧律中罪名模糊的“不应为罪”。 1889年，明治天皇颁布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史称《明治宪法》。1890年推出《行政裁判法》与律师法前身的《代言人规则》，1898年实施《日本民法典》，次年诞生《明治商法》，六法全书为标志的法治体系粲然大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