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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官瘾很大，像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者毕竟凤毛麟角。清代著名书法家赵之谦诗文、书画、篆刻当时已经名满天下，未能做官仍是锥心之痛，不能自已。曾三次会试未中，就弄了个候补知县。当时全国有1729个知县，赵之谦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轮到自己，就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希望早点得到委差，可见望眼欲穿，急不可耐。 鲁迅先生对此有过淋漓尽致的刻画：“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灵魂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1926年《学界的三魂》） 鲁迅笔下“埋儿刻木”来自汉朝。当时还没有科举，普通人做官要靠“举孝廉”，由地方长官举荐“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人。有人为了显孝，把自己的亲生幼儿活埋了，声称省下粮食来奉养老母；还有人父母都健在，就用木头刻块灵牌，每天对着牌位供奉磕头，好被举荐为官。官瘾之大，大到丧心病狂活埋亲子，以换取一官半职，可见官瘾猛于虎，因为“虎毒尚不食子”。 君若不信，听我讲一个《清代野记》里的故事。 清光绪年间，一个叫张传声的安徽人，花钱捐了一个河南候补道。可是当时河南还没有职缺可补，这哥们按捺不住了，提前过起官瘾，每天早上洗漱过后，穿上官袍戴上官帽，演练起道台大人升堂办公的好戏来。 他先是官威凛凛地从里室走出来，中门的仆役就敲响一块铁铸的云板，模仿真实的衙门那样高喊：“大人下签押房办公了。”里里外外的仆役都紧张有序地各就各位，“张道台”走到外堂就座，仆人端上茶水，门卫手持十几张拜帖上前，声称某某某禀见。“张道台”装模作样地翻阅，然后装腔作势地指示一番。办完了“公事”，还要一本正经地退堂。如此每天都要演一回假戏，当作“岗前培训”，官场瘾君子之“官瘾”之大，可见一斑。 官瘾大的社会往往是病态的，它常常阻碍和固化社会的发展，因为人的心思全部用在了“当官”上，真正“为民”者、有意改造社会造福人类者还是屈指可数，你可以看看袁世凯当年为了做上皇帝宝座如何挖空心思就一目了然了。做官之所以让人上瘾，在于对官员手里的权力监督不力，可以“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腐败又正好满足人类的贪婪本性。凡是能够满足贪婪本性的东西，就容易让人上瘾。要是权力受到约束，为官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恐怕官瘾之病就会不治而愈。否则，就像明知鸦片有毒，却不从源头上断绝鸦片供应，只是苦口婆心地劝告瘾君子戒掉烟瘾一样，常常药效不彰，于事无济。 当下管党治党从严，尤其聚焦“关键少数”，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让官员悠哉悠哉、威风八面、恣意妄为的日子正一去不复返。随之而来，中国人的官瘾之病正悄悄地退烧。这是一个可喜的信号：什么时候中国人的官瘾病彻底消除了，中国社会清明的时代也就为时不远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