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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法律博客获赠一本熊红文签名的大作《死刑犯：破解死刑的密码》，很亲切，两天读完。一是因为“破解死刑密码”的命题，一是作者是一位战斗在检察一线的同行。“相对过错”概念，便源自这本《死刑犯：破解死刑的密码》。它与“绝对错杀”相对，意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成立，但尚可不杀，判处死刑有违‘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其实质可归于‘错杀’。” 何谓“绝对错杀”？没有犯罪事实，犯罪事实非犯罪人所为，或者认定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聂树斌案是，赵作海案是，胥敬祥案是，杜培武案是，佘祥林案是，呼格吉勒图案是！ 何谓“相对错杀”？可杀可不杀的杀了！ 我们痛恨“绝对错杀”者，但对于“相对错杀”却缺少足够的注意和必要的警觉。因为“相对错杀”的案件，当事人的犯罪事实成立，杀与不杀只是量刑问题，而量刑问题又属于司法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的范畴。岂不知，人死不能复生！杀人是一件不可逆转的事情，人头一旦落地，不会再长到脖子上，哪有半点回旋余地？ 可杀可不杀，不杀！这是基本的刑事政策。何以会出现可不杀的一定要杀？熊红文的分析是：法院公开透明的窝里斗背后，是双方栉风沐雨、势力较量形成的暗流涌动。在“杀人偿命”报复欲望的支配下，死者家属吵闹上访、控告、申诉、找关系，甚至披麻戴孝聚集在检察院、法院门前吵闹，更有甚者直接指向检察官、法官威逼利诱，各种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以期达到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的目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可杀可不杀”的死刑案件法院一杀了之。 其实，当事人的压力是表象的，背后是维稳的压力，是政府的压力，是政绩的压力，还有法院的压力，司法人员自身安全包括政治安全的压力。于是，“可杀可不杀”的案件，一杀了之。 然而，与一个人的生命相比，任何压力都轻如鸿毛！ 熊红文是一名一线实务检察官，而且是一位有着仁慈之心的检察官。他是一位死刑的坚定废除者，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行着死刑的废除工作，他的这部书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他用自己亲身经历的十起死刑案件告诉世人：死刑是不仁道的，死刑的威慑只是一个不可证的神话，没有人天生就是罪犯，没有人是不可改造的。死刑应当而且可以废除，这只是时间问题，但它需要全社会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2007年，死刑案件复核工作上收至最高人民法院，加之刑事司法的进步，应当说这种受被害人影响的“相对错杀”案件明显减少。我的问题是，与“相对错杀”一脉相承的“相对错判”的有没有？“相对错捕”的有没有，“相对错诉”的有没有？“相对错抓”的有没有？“相对错定”的有没有？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司法，请站稳脚跟》发表在《民主与法制》上，我对于受外界影响而违心、违法定案判决的经历记忆犹新，至今如鲠在喉。在检察院工作期间，当地有一个村民反对政府拆迁，在自己家里打出一条横幅：“坚决拥护中央保护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公安机关认为其蓄意与政府对抗，是对拆迁工作的不满，其行为扰乱公共秩序，于是组织十几名干警强行进入其家要求拆除横幅。这个村民手握钢叉阻止公安干警进入，双方对峙中村民很快被制服。横幅扯下，村民刑拘，并以“妨害公务”罪移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我们在审查案件时提出：公民在自己家里打出横幅并未扰乱公共秩序，公民打出横幅的内容是正向的，警察强行进入村民家中缺少执法的合法性，结论是村民的行为并非妨害公务！我们的意见很快被当地党委政府否决，几次协调不成，经上级机关协调，案件移送其它检察院审查，案件很快批捕，很快起诉，很快判决！ 我的心十分悲伤！我看到了司法独立的艰难，我看到了公民权利的脆弱，我看到了“相对错误”的容易产生。 杜绝“相对错x”的产生，执法者头脑要清醒，立场要坚定，品质要坚强，能力要过硬。至于社会或者其它因素，我们除了鼓与呼，就是清醒地等待。毕竟，我们已经走在依法治国的路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