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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对，2014年的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白皮书把这个问题给明确点出来了，就是这句话：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但是在基本法的实践中，它还没有真正解决宪法的效力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问题。所以你看，这么的一条发展之路，是实践推动着它，我们很难去想。宪法应该是两条腿，一条腿是对公权力的约束，另一条腿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应该从这个方面去发展，去支撑整个国家的宪法制度和宪法基础往前走。但是我们中国恰恰是，这两条路都没有完全走通，结果呢在中央和特别行政区上，也就是说在国家结构形式这块，反而产生了强烈的释宪需求。包括台湾的问题也是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强烈地需要我们从宪法层面去回应和解释，那么使得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往前走了不少，深入了不少。 郭：中央和特区之间的互动驱动了我们的宪法实施，但这还是从国内层面来说的，如果再放大到国际层面，我国与外国的外交也会对我国宪政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国际法与我国的宪法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勾连、相互作用。 李：不能光说国际法，其实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格局的变动，它会投射到这个国家内部的制度变迁上。你比如，我们国家主席的外交权。你看看，我们宪法上关于国家主席外交权的规定，从八二宪法制定至今，我们的变化多大。现在就是以国家主席为代表的外交权，在八十年代初期哪有现在的这个地位，后来实践发展了，宪法修改的时候也做出了确认。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的合法性，当然需要用宪法文本来表达、确认和宣示，但是实际上，它需要的是，对内来说，他的老百姓是否接受这种制度安排和现有秩序，对外呢，这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它能不能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利益，也包括带来这样一种荣誉感和自豪感。如果不能带来，你的这种内部合法性甚至就会被瓦解掉，你如果能带来，你内部的合法性即使是不足的，也并不影响。因为他能够从外部的这个方面获取这种补偿和巨大的支持力。这很能解释，比方说，法国拿破仑时期，他不断地在国外进行战争，国内甚至容忍他将法兰西第一共和转化为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的侄子波拿巴的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中吃了败仗，第二帝国也就土崩瓦解了。德国在一战之后的实践中几乎把魏玛宪法搁置了，国内的民众于当时德国的政治接受力并没有土崩瓦解，反而是在一九一九年魏玛宪法制宪之前，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外部的合法性没有了，内部的合法性立刻就崩溃了。中国在八二年之后，整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的合法性，宪法文本的确认和支持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整个的表现，也给了我们今天这样的政治秩序合法性进行了加固和支持，这也是宪法实践，但是我们的宪法研究还没有延伸到这个领域中来。你看我们现在的国家主席每年要出访多少次，每到一处就在各种场合进行交流和演讲，宣传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看法和理念，一带一路、亚投行也好，G20峰会也好，我们这种积极作为的表态，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接受，国内总体上也是对此表示了支持和积极的反应。这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国家的内政管得好，那当然非常好，那么如果外交的一条腿瘸了的话，没有外交给这个国家带来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她就是不完整的、残缺的。你比方说现在的“中华民国宪法”，台湾岛内对于这部“中华民国宪法”是又爱又恨，“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这是后来台湾岛内启动“宪法改革”的重要背景因素，但是即便这部“中华民国宪法”在内部实施地再好，大法官频繁“释宪”已经有七百多次了，但它没有外部的空间，绿营不断地鼓噪要扔掉这部“宪法”，它未来的命运也是堪忧。你看这次，蔡英文和特朗普就是打了个电话，结果台湾内部就高兴地不得了了，似乎这个小动作要比“宪法解释”要有力多了。因为它非常需要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它就瘸了一条腿。那么反观我们的这些年的情况，从总体上来说，是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的确，我有时候感觉到，我们的理论研究，在这个方面，第一稍微有迟钝；第二，稍微有懈怠；第三，创造性不足。我一直在努力倡导也在做“宪政与外交”主题的研究。但是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把这些东西形成有形的成果。这要形成有形成果，它能够回应实践，甚至指导实践。可能对现实会有更大的影响。因为，从国家当下的实践来看，应该是特别需要这些东西。咱们现在的宪法研究眼睛几乎是对内的，对外几乎是忽略的。这也是“生活即宪法”。这是我们活生生的现实，活生生的政治实践，整个的社会生活。但是我们目前的研究没有把这个涵盖进来。你看田飞龙老师，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对话比较多呢？飞龙老师的眼光就把这些东西给涵盖进来了， 郭：听您这么说，我觉得“生活即宪法”不仅仅是一句类似于生活格言的语句，这句话背后不仅揭示了宪法的机理，更彰显出一种宪法学的研究态度——关注现实，回应现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