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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获悉，上半年，北京法院执结标的480余亿元，拘留331人次，限制出境2069人次，限制高消费17854人次，经过协调，目前已顺利实现北京房产在全国范围内的网络查询，通过支付宝查询被执行人联系方式和住址的功能也已正式开通。此外，失信被执行人在本市购置机动车也即将受到限制（7月27日《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由于部分人丧失诚信意识，加上人口流动性加大，故意赖账不还甚至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现象非常突出。这既导致债权人或受害者的权益迟迟得不到有效维护，又导致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受损。该现象如不能尽快改变，显然无助于人们树立对规则和法律的信仰。而通过支付宝找“老赖”的做法，或对“老赖”可形成全面围剿之势，最大限度压缩其赖账空间。 所谓的通过支付宝找“老赖”，主要是指法院通过支付宝账户查询被执行人的联系方式和住址。应该说，该功能的开通对提高失信成本具有重要意义。要知道，之前由于交通欠发达，人口流动性差，人们逃避责任的空间十分狭小，执法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居住地查获“老赖”。而如今，交通和通信更发达，人们的流动成本更低，“老赖”规避责任的途径更多。在一个地方赖账不还后，完全可以逃避到其他地方工作生活。这样以来，不仅其面对熟人社会的道德压力更小，且被查获的概率更低。 也就是说，如果依旧依赖于传统的执行措施和执行模式，而不创新思路向“互联网+”背景下的大数据技术求解，就等同于牛栏关猫，拿精于算计、善于投机的“老赖”没有办法。这显然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并不利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众所周知，法律的权威和作用通过裁判得以实现，任何一份生效裁判都是对法律进行严格适用的结果，对生效裁判的执行就是对法律的遵守和执行。无视生效裁判就是对法律的蔑视，恶意赖账就是典型的不诚信。“老赖”通过变换职业、更换居住地就能逃避责任，显然是对法律的莫大讽刺。 要想改变这一局面，就得充分发挥技术优势，要求掌握“老赖”行踪的组织机构向法院提供相关信息。一般来说，“老赖”为逃避责任，可能会更换手机号码和联系地址，但其中的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往往离不开网购。他们向司法或执法机关隐瞒联系信息，却会如实告知电商平台，否则就会面临无法收到货物的风险。加之手机实名制、网络实名制、银行账户实名制的普及，相信利用大数据技术，很容易锁定“老赖”的具体行踪，进而查获这些“躲猫猫”的赖账者。 长远来看，仅仅通过支付宝找“老赖”是远远不够的。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很多人工作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且使用互联网又会留下痕迹。因此不仅应利用好支付宝这一平台，还可以考虑授权司法机关在必要时介入所有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库，以此提高司法效率和办案质量。 互联网世界里，除网购平台外还有外卖平台，物流平台等，要是能够综合利用这些信息，无疑有助于精准查找“老赖”，织密惩戒失信的天罗地网，进而让挑战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的“老赖”寸步难行、不敢赖账。建立并完善能够熟练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智慧司法环境，能够促使诚实守信、敬畏法律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