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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社会责任是对跨国公司的较高要求，但不是硬性要求，东道国的法律法规才是对跨国公司的硬性要求。 近日，宜家家居徐汇店餐厅实行“先购餐，后入座”引发热议。与此同时，三星公司决定召回在中国内地销售的全部GalaxyNote7手机也成为社会焦点。 “宜家事件”反映的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与商家经营管理权之间的协调。一般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在事先了解“先购餐，后入座”的附加条件之后，仍然选择进入餐厅，那么可以视为其接受了该条件。同时，如果该条件是商家为了获取合理收入或维护营业环境的必要措施，那么该条件既没有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也是商家经营管理权的合理体现。当然，在均已购餐的消费者之间采取不合理的歧视措施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三星的召回行动，尽管我国目前仅在汽车、食品、玩具和药品等个别行业建立了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召回制度是各行业普遍适用的国际惯例。于是，三星公司的做法符合国际惯例。不过，问题的焦点之一在于三星公司在中国内地的召回行动迟于它在部分国家的类似措施。然而，我们应当看到，三星公司的召回行为毕竟是自主的，而不是依据中国政府或法院的裁决。因此，它拥有一定的自由决策的空间，更何况相同产品在不同国家的确存在差别，例如零件供应商不同。 由此可见，无论是宜家的限制措施，还是三星的召回行动，都尚未达到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程度。于是，两个事件更多的是在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范畴内。 从世界范围来看，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主要是一种道德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对此，主要的国际标准源于197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制定的《跨国公司行为准则》、1982年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制定的《跨国公司行为守则》以及1999年世界经济论坛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提出的《全球契约》等。不过，它们都是倡议性质的文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从思想来源上看，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对企业发展目标的重新定位，即企业发展的第一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保证自己的生存，并且为了生存，企业必须承担社会义务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换言之，它应以不污染、不歧视、不欺骗等方式保护社会福利，融入社区和慈善事业。之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实际上，这种思潮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各种负面问题也接踵而至，例如南北差距、贫富悬殊、人权保护和环境恶化等，而其中很多问题暂时无法依靠国家和法律的力量得到彻底解决。 众所周知，以义取利是中国传统商业道德的价值取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对西方世界提出的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具有较强的认同感。然而，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有限度的，换言之，它兼顾社会责任的前提是后者能够创造价值。 西方世界提出这个理念的初衷就是如此。从企业发展的历史规律来看，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有可能是短命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才将发展目标变得更加多元化，即适当照顾利益相关人（雇员、消费者、社区、政府等）的利益，因为从长期来看，这样对于企业盈利是利大于弊的。实际上，这个逻辑并不复杂——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投资有可能减少它在其他方面的成本或者增加在其他方面的收益。 从总体上看，承担社会责任是对跨国公司的较高要求，但不是硬性要求，因为过分的“道德化”反而是企业发展的“陷阱”，也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毋庸赘言，东道国的法律法规是对跨国公司的最低要求，才是硬性要求。 如果我们将商业竞争比作“龟兔赛跑”，那么必然的结果是，有的公司选择成为“兔子”，即追逐短期的利益最大化，有的公司选择成为“乌龟”，即希望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实现长期利益的最大化。无论是“兔子”还是“乌龟”，只要不触碰法律底线，例如商业贿赂、侵害人身等，那么我们对它们的经营选择不应做出“对”与“错”的判断。这也是一个社会成熟程度的体现。 我们再反观宜家和三星。那些由于宜家的措施导致聚会活动受到影响的老年人固然值得关怀，但社会资源有限与城市老龄化之间的矛盾毕竟不应该由商家来解决。因此，倘若宜家能为老年人单独开辟休息区域，那肯定值得赞扬，但反之也不应受到过分的谴责。同样道理，对于三星在不同国家的召回行动有先后，我们也应理性看待。因此，对于今天的“三星事件”，在尚未出现证据证明存在不合理歧视的情况下，我们似乎应该多一分法律意识，少一分民族情绪。 最后，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中国的跨国公司在海外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责任。在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将权衡和处理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这不但需要智慧，也需要理性。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