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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历史系：《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 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很生猛，很鲜活，很原生态，但，也很有些意气用事。赵俪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有多方面的兴趣，但，两位通史老师的课，没有听进去。一位照本宣科，赵俪生说只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资料；一位天马行空，赵俪生说类似于单口相声。口味这么刁钻，也就罢了，几十年以后，还这么说，赵俪生作为史学家，肆意宣泄个人的感受，忘记了持有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赵俪生所说，《西洋通史》老师，是流落台湾的刘崇鋐先生，《中国通史》老师，则是留在大陆，被打成右派的雷海宗先生。 但当时有些教师、有些课，也确实不怎么样，如刘崇鋐的《世界通史》和雷海宗的《中国通史》，就是显著的例子。刘后来在台湾被吹捧成史学的泰斗了，可当年教我们时，他的课纯乎是一大推（资料），某某著，某书，某页至某页，无摘引，无转述，无议论，无概括，两堂过去，笔记上记的全是杂乱无章的数据。呜呼！雷呢，大概认为《通史》课嘛，你讲深刻的学生也听不懂，于是就像说相声似地“扯”吧。60年后，我至今仍清清楚楚记得第一堂老师一上堂就念诵道：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 假如这是讲《神话学》倒还罢了，可这是讲《中国通史》呀？！古往今来，天底下地皮上，哪有讲《中国通史》这么个讲法的？！真是令人百思不解了。（赵俪生：《篱槿堂自叙》第35页） 假如一辈子教书育人、乐于英才的雷海宗先生，只有赵俪生记录并出版了，岂不是上述回忆，几乎就是雷海宗先生教书先生的形象，就要被定格成“单口相声”了！雷海宗先生并不只有赵俪生这么一位学生，所以，不至于因为看到一段赵俪生的回忆，雷先生的就是单口相声演员。 赵俪生的同级，还有汪篯、丁则良、何炳棣。丁则良、汪篯没有来得及回首往事，分别于1957年、1966年告别了这个世界。丁则良的弟弟——丁则民，与赵俪生一样，得享高寿，只不过，比赵俪生晚些年听到雷海宗先生的课，与赵俪生的感受，迥然不同，“听过他的课程的学生，普遍认为他是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在解放前的旧大学，讲授历史课能达到这样炉火纯青使人百听不厌的程度，可说是罕见的了。”（引自王敦书：《〈西洋文化史纲要〉导读》，《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2印，第6页） 看得出来，丁则民喜爱雷海宗先生的课，有些溢美之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赵俪生，就是普遍之外的“特例”了。也许，赵俪生喜爱历史，看了不少书，雷海宗先生的课，让他吃不饱，这在“大课”，是难免的了。“大课”与“小课”，面向的受众不一样，“大课”，属于通识课，上课的学友来自清华各个院系，水平参差不齐，“大课”老师，只顾及一己的学术兴趣点，不照顾学友的心理感受，那么，“大课”的效果，就很难说了。 具体到清华，陈寅恪先生就上不了“大课”。有人说了，陈寅恪先生水平高，“小课”，学友们听着都有很大的困难。如果一直这样，那么，陈寅恪先生就应该改进一下了，讲课不是自拉自唱，师生之间有一个双向互动。 既然是老师，就需要教书育人，水平深，就是讲不出来，茶壶里装饺子——倒不出来，陈寅恪这样不适合讲课的老师，应该考虑一下，调到中央研究院，专门进行研究好了，何必让学友们受罪呢！ 讲课是一门艺术，陈岱孙先生、雷海宗先生讲课的艺术水准，不要说水木清华，就是整个民国讲台，也都是首屈一指的。首先，陈岱孙和雷海宗两位先生，不仅敬业，关键是乐业，大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慰；其次，两位先生对所讲的内容，反复琢磨，吃深吃透，达到了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境界，讲课之中，犹如庖丁解牛，信手拈来，游刃有余；第三，富有科学头脑，删繁化简，逻辑清晰；第四，具有时间观念，一节课五十分钟，讲到哪里，告一段落，正好下课，这一点，相信上过陈岱孙和雷海宗先生课的学生，会有很深刻的印象。 雷海宗先生，慢慢进入大家的视野，一方面得益于“民国热”，蓦然回首，总有一些人，一些事，被“打捞”出来，引来众人欢呼：哇，又一位“出土文物”！学界对民国，还处于盲人摸象的程度，摸到什么，就以为民国是什么，摸到什么人物，就发现一位大师。 遥想当年，八十年代，钱钟书进入大家的视野，九十年代，陈寅恪进入大家的视野，二〇〇〇年以后，林徽因和梁思成，进入大家的视野。二〇一〇年以后，杨绛走红。 材料本身会说话，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其实，只要把钱钟书——陈寅恪——林徽因、梁思成——杨绛串起来，以前的隐线，就会明晰起来，这条隐线，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水木清华。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钱钟书、杨绛，都是清华人，这就够了，这就够了。陈寅恪先生在很多人心中，是清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清华大学的地标之一。梁思成、钱钟书、杨绛是清华学友，梁思成属于清华学堂时期，钱钟书属于清华大学时期，杨绛则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钱钟书回国之后，在西南联大和复员后的清华，有过短期的教书生涯。杨绛在新中国前后，也随钱钟书，在清华教书。 至于林徽因与清华的渊源，大家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了老金——金岳霖身上，这就不够全面，有失公允了。林徽因的公公——梁启超，乃清华一位灵魂人物，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确立，得益于梁任公在清华的演讲，梁任公与国学研究院，也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林徽因不仅在抗战胜利后，不仅设计清华大学教工宿舍，还随梁思成来到水木清华，成为建筑工程系的灵魂人物，刘致平、莫宗江、吴良镛、罗哲文，没有少听林徽因的“训示”和“布道”。 正在写作的有关清华的小书，一方面梳理清华逸史，另一方面，有一个念头日益清晰，这就是与其整天在那里打捞历史人物，重新发现“出土文物”，不如通过学术地图的绘制，建立一门——“清华学”，这也许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一条可行的路。 要做到这一点，民国学界的整个图景，理应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民国时期，也可说清末民初，乃中国历史上第三个轴心时代，诸子百家，竞相争鸣，还没有一家真正成为主弦律，有些大珠小珠落玉盘，嘈嘈切切错杂弹的味道。这与新中国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从新中国，穿越历史隧道，梳理旧中国，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社会，先入为主，极有可能把民国“新中国”化，面对民国的学术生态，要确立一个主旋律，以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纲举目张，把握民国学术文化的大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