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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1版。 最近，校订《叩问大学》，查证引述梅贻琦先生的话是否准确，顺手把《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梅贻琦先生纪念集》、《清华逸事》《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清华园风物志》、《梅贻琦与清华大学》拿出来。这些书的作者是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的黄延复先生，打开《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看到黄延复先生手书：谨赠志浩同志，与先生过从的点滴，涌上心头。 志浩从不掩饰对清华的喜爱，心中存在两个母校，一个是“身体”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在这里遇到恩师萧延中先生，是志浩的造化；一个是“精神”的母校——清华大学，作为一名教书先生，自诩为“清华编外校友”，尚友梅贻琦先生。 1996年以后，迷上了大学史料，最早是北大，慢慢转向清华，梳理清华校史，追随清华贤哲，这里是有脉络可寻的。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个钱钟书热，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陈寅恪热，当时，志浩没有追钱钟书和陈寅恪，淘两位先生的著作，也是很晚以后的事。但一直在思索钱钟书和陈寅恪，到底是吃着什么乳汁长大的？这才发现，钱钟书热和陈寅恪热，有着具体的指向，这就是晚清民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教育史。 这条路并不好走，材料搜集的困难，倒在其次，问题在于，当时在中国大陆，对梅贻琦先生这样复杂而敏感的人物，产生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就已经有些立场不稳了，更进一步，自觉认同并弘扬梅贻琦先生的大学理念，无异于离经叛道，石破天惊了。黄延复先生的学问，或者可以商榷，但，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勇气和良知，感召着，也鼓舞着志浩。 志浩随即跟黄延复先生写信，表达钦慕之情，抒发志向，表达愿景，很快收到黄先生的来信，亲切平易，黄先生是一位燃灯者，点燃了内心深处那盏灯。记得前后有两次到先生家拜望，第一次是2001年，第二次是2003年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 2001年6月，第一次到清华拜望黄延复先生，这之前，黄延复先生有关梅贻琦校长生平和思想的议论，可谓空谷足音，引为知音。因为梅贻琦先生的因缘，我与黄先生建立了通信联系。在诺大的清华，颇费了一番周章，才找到了黄先生宿舍。大老远望见楼门口有一位高大魁梧的先生，“敢问是黄先生”？先生点头，“正是”。黄先生怕我找不到，下楼来接。 黄先生是典型的山东大汉，并没有给人一种压迫感，而是一种亲近感，蔼然儒者，望之俨然，即之也温。随黄先生上楼，落座之后，没有惯常的客套和寒暄，开门见山，记忆中黄先生谈了自己的经历，1950年考入清华银行专科，1952年毕业留校，在清华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最终，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先生治学问的三种境界，黄先生深有会心。 黄先生的“户口”在宣传部，这里有着极强的政治敏感度，至于机关部处，蒋南翔和何东昌、刘冰培养的政治辅导员，20世纪80年代，羽翼丰满，试看当时之清华，竟是谁家之天下。蒋南翔、何东昌领导的新清华将梅贻琦先生视为敏感人物，校史资料倒是整理了不少，就是不愿意深入研究梅贻琦先生，在志浩看来，并不属于历史的遗憾。因为，具有斗争哲学和敌情意识的清华领导人，就是在肃清和批判梅贻琦校长大学理念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又红又专的新清华。 眼见黄延复写文章，宣传落脚台湾的梅贻琦，那些大人先生着急了，严加防范，严防死守，绝对不能让黄延复“得逞”，否则，操心费力建立起来的新清华，还不如老清华，让人情何以堪。这种心态和思路，在清华有着很深的积淀，已经成为一种情结。以至于2011年，迎来一百周年校庆，还在那里大力宣传新清华的成就。 黄延复先生所在的校史研究室，同事在整理清华史料方面，出了力，流了汗，但，绝对不能通过校史资料的整理，犯方向性错误，校史研究，也必须讲究政治正确！以至于黄延复先生很长时间，都很孤独，没有思想合拍、心灵相通的同辈朋友，从而成为“特殊独一人”。 1989年思想解放的春风终于吹到了水木清华，清华出面举办梅贻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安放梅贻琦先生铜像。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法商学院院长陈岱孙，听到这一喜讯，感念不已。陈岱孙先生参加了座谈会，并向与会者介绍了梅贻琦先生的劳绩。 遗憾的是，冯友兰先生风烛残年，不能出门了，命女儿宗璞代为宣读：清华从史前期到现在的清华大学，经历了一步一步提高的历程。这个历程，这是中国学术独立自主的历程，就是中华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清华是一个典范。做为清华长期的领导人，梅先生将与清华共垂不朽！ 清华有关方面出席梅贻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之后，不久就后悔了，时序已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大学校史研究领域，不敢越雷池一步。要是出一本蒋南翔纪念集，宣传蒋南翔的教育思想，清华诸公还会这么推三阻四？黄延复作为校史研究人员，整理校史资料，这是职务行为；但，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梅贻琦先生的真正价值，尚友梅贻琦先生，俨然以宣传梅贻琦事迹和情操为己任，在有司看来，这就属于“越界”，不能不加“管教”了。 很长一段时间，黄延复先生是孤寂的，“荷戟独彷徨”，长期的压抑，致使黄延复1992年春节，“突发暴疾，几于不治”。梅贻琦先生的公子——梅祖彦听说之后，到医院看望，带来一个消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宋恩荣先生和辽宁教育出版社准备合作出版一套“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丛书”，梅贻琦先生也被列入其中，但是，没有合适的人选。黄先生漫应之：“且看将来健康情况再定”。 有意思的是，黄先生的病很快好转。在志浩看来，这不是平常所言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是黄先生一生有一大事因缘——梳理梅贻琦生平、阐释梅贻琦理念、弘扬梅贻琦精神。为了梅贻琦先生，黄延复先生已经下了决心，虽九死其犹未悔。 1992年黄先生大难不死，这才有了《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梅贻琦先生纪念集》一系列梳理阐释梅贻琦先生的著述。不妨说，黄延复实乃梅贻琦先生的异代知音。黄先生在《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后记中说：我写梅贻琦，编梅贻琦，实际上也是一次结识良师益友的过程。每当夜阑或人静，与相得师友促膝盘桓，作真正感情与理想上的交流，乐在其中，何苦可言，何愚可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