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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以清华历史系而论，陈寅恪先生留在大陆，陈寅恪在大陆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心中只有陈寅恪，恍然间，以为陈寅恪就是一切。如果有一个清华学派的话，那么，核心和主导，那也必然是陈寅恪。这是“拥陈派”。“拥陈派”眼中只有陈寅恪，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陈寅恪清华历史系的同事，刘崇鋐、蒋廷黻、雷海宗的身影模糊不清。既然提到清华历史系，言必称陈寅恪，清华历史的“金字招牌”，自然非陈寅恪莫属了。 清华历史系的刘崇鋐、蒋廷黻、雷海宗、吴晗、周一良，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载沉载浮，刘崇鋐、蒋廷黻与国民政府共存亡，1949年之后，到了台湾。刘崇鋐先生是一位“述而不作”的纯正学人，一生太谨慎，留下文献很少。蒋廷黻一生之中，倒也多彩多姿，政学两界，亦学亦政，既以司马迁自任，也以张骞自任，既书写历史，也创造历史。 《蒋廷黻：清华历史系的改革者》，侧重点并不在蒋廷黻如何兴利除弊，而是，破除对蒋廷黻的迷信。陈寅恪资格很老，又有国学研究院的光环，加上陈寅恪底弟子和再传弟子的推波助澜，让学术界对陈寅恪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地位，坚信不疑。受过蒋廷黻恩惠的何炳棣，看过之后，很不舒服，很不服气，《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就做了翻案文章，大力表彰蒋廷黻的历史贡献，特别是对蒋廷黻在清华历史系期间的作为，浓墨重彩，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不遗余力地把蒋廷黻塑造成为清华历史系的核心，学界尽管尚未接受这个说法，但是，蒋廷黻在清华改革者的形象，已经被接受，以至于清华历史系的张国刚氏，回首清华历史系，谈及清华历史系的传统，就接受了何炳棣的说法，蒋廷黻以前的清华历史系注重中史，蒋廷黻来了以后，这种局面才被打破，云云，云云。 这样，在文献与记忆中，蒋廷黻和陈寅恪两位先生，就在“打擂”，有点清华社会学系潘光旦和陈达两位先生似的。在这里，不妨想把观点亮出来，陈寅恪和蒋廷黻，学术领域和学术旨趣，有着很大的不同，陈寅恪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蒋廷黻研究晚清史，但，两位先生都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看不出有什么冲突。清华历史系，如果说有两种史学风格的话，那么，陈寅恪、蒋廷黻属于一种史学风格，蒋廷黻引进过来的雷海宗则属于另一种史学风格。这样以来，好事者就开始让陈寅恪与雷海宗“打擂”了。 晚清史事，也是陈寅恪所爱谈的，只是，陈先生怕祖父陈宝箴的政治身份，和自己的遗民心态，致使兴亡之感流淌其中，压过了历史理性，破坏了研究的严谨性，才放弃了近代史的研究。至于古代，特别是上古史，在陈先生看来，茫然无迹，还须借助考古学，要不然材料太少，也不大好办，所以，陈寅恪先生才选择了不古不今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陈寅恪先生给人的印象，治史走的是乾嘉学派的路子，这种路数与胡适、傅斯年所倡导的史料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陈寅恪先生的挚友——陈垣先生走的是这个路子，陈寅恪先生则不是。民国史学领导人胡适和傅斯年，喜欢研究问题，少谈主义，这种理念，反映在史学研究上，摒弃理论，寻找资料，最好让资料说话。余嘉锡先生、陈垣先生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胡适和傅斯年的一种偏好。 陈寅恪表面上侧重于考据，其实，与陈垣的史学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将陈寅恪和陈垣两位先生的书，放在一起，就会看得很清楚。陈寅恪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因为信从先生的史学，所以，多数在林中路迷途了，恍然间以为陈寅恪先生，走的是考据的路子，而陈寅恪先生庖丁解牛，举重若轻的史学风格，后辈只学了一个皮毛，以至于越走越窄。陈寅恪先生想写中国通史的愿望，没有得到实现，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遗憾。陈门弟子和再传弟子，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做梦都不敢以一人之力，撰写中国通史，因为对中国历史的生态和格局，没有陈寅恪先生那种全局性的观照，甘愿在魏晋南北朝或者其他断代历史，进行深耕。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只能有待未来的“太史公”了。 也就是说，后辈对丰富、立体、复杂的陈寅恪先生进行了贫瘠、片面和简单的处理。无论是拥陈派，还是倒陈派，在这一点上，不约而同，犯了同样的错误。 所以，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清华历史学系，陈寅恪和蒋廷黻，既有可能看成是对立的，将来也有可能被看成不是那么对立，以至于一拨的。何炳棣就把陈寅恪和蒋廷黻看成是对立的。 在改制以后的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里，陈寅恪是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大师了。由于这种历史关系，更由于近廿年来国际汉学界对陈寅恪文史贡献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前后刊出不少篇论文和一本论文专集，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如果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话）的核心。（《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 何炳棣接着说，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可是，由于陈先生直接间接的影响，学生大都了解考证是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自1929年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教师、课程和教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蒋先生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 接下来何炳棣就要一槌定音：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综合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在综合并重。（《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