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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说话，很多时候要打折扣，才能采信，有时，或者一点也不能采信。但，何炳棣对雷海宗先生的追忆，可信度颇高，何炳棣说，据我一生观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何炳棣专门引用了一篇雷海宗先生夫人张景茀的回忆，举一件小事，证明他是先人后己的。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复员北上，我们全家由昆明乘飞机往重庆。飞机抵重庆时，有两位女同事所带行李比较多，无人帮忙，海宗即先将两位女同事的行李搬妥后，再搬自己的行李。（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4年9月第1版，2016年5月第3印，第107页） 学界喜欢造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将陈寅恪先生“神化”，坊间也传播着不少陈寅恪先生的“神话”。老资格的陈寅恪，谁也不敢“批逆鳞”，此风不可长，是时候了，应该煞一煞这种浮躁的风气。 清华历史系不是武陵源，陈寅恪对雷海宗先生面前，所说的这种风凉话，实在大煞风景，这不是摆老资格吗？陈寅恪作为一代大儒，总应该有一点厚德载物的容人之量。陈寅恪自己不研究中国上古史，觉得史料不足征也，那是陈寅恪的自由选择，没有人强迫陈寅恪开设《中国上古史》。但是，雷海宗先生开设《中国上古史》，陈寅恪就在那里冷嘲热讽，实在有失风度。 1932年雷海宗先生回到水木清华，吴晗尚在清华历史系读书，1934年吴晗毕业留系任教。这位“大有来头”的小伙子，也许以为雷海宗没有历史学家整理史料的看家本领，并没有把雷海宗先生看在眼里，雷海宗先生在陈寅恪和吴晗的夹击之下，长时间主持清华历史系，并没有对陈寅恪、吴晗进行针锋相对的驳议，这正是雷海宗先生的容人之量。 钱穆先生离开西南联大之后，吴晗与孙毓棠、雷海宗，同上《中国通史》，吴晗上课念讲义时，挡着半个脸，一下课，就似离弦之箭，消失的无影无踪。以至于西南联大的学生传说一句话——上课不见人面，下课不见人影。雷海宗先生处事公平，体念吴晗，但是，吴晗并没有这么想。1952年院系调整时，清华历史系整体划转北大，俨然清华历史系太上皇的吴晗，在善后工作中，只要动一个念头，雷海宗先生就成为离群孤雁，调往南开大学。 雷海宗先生主持清华历史系，没有做过对吴晗不利的事情，如果说有的话，那么，可能无意之中得罪了吴晗。吴晗的心胸及涵养，让他忍受不了的是，雷海宗先生讲课，受到学友的欢迎。 雷海宗讲课极有条理，深入浅出，鞭辟透里，内容丰富，生动活泼。他讲解历史事件既材料翔实，又将因果关系分析得清晰透彻，使人听了感到余兴未尽。每节课他计时精确，下课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告一个段落，下节课再讲新的，前后衔接自如。他记忆力强，走上课堂，只拿几支粉笔，但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王敦书：《〈西洋文化史纲要〉导读》，《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2印，第6页） 难怪美国史专家丁则民说雷海宗先生的课，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百听不厌，可以说是罕见的了。赵俪生听不下去，也许是忙着搞翻译和创立清华文学会，不过，只能说，这是赵俪生人生的一种缺陷。以后，赵俪生成长为新中国讲台上具有极大感染力的讲课大师，也不能保证所有的学友都能听进去呀！也不妨碍听赵俪生讲课的学友，日后写回忆录时，加上一句，赵俪生讲课没有意思。到了这时候，就须要赵俪生先生的门生——秦晖撰写长篇文章，进行辩诬了。 这一切都表明雷海宗学问渊博，研究精深，口才好，思路清楚，教学认真负责，又讲究教学方法，这才能使讲课成为一门艺术，挥洒自如，引人入胜。他在西南联大为非历史系本科生开设的中国通史课，选课人极多，课堂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中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旁听者，已故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就是这样的旁听者，当时他已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了。（王敦书：《〈西洋文化史纲要〉导读》，《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2印，第6页）吴于廑就是在清华第五届留美公费“经济史”一门考试中大胜何炳棣的那位才子。 雷海宗先生的心，一直在三尺讲台，人生有一大事因缘，雷先生就是为讲台而生的，据雷夫人张景茀回忆：1962年，他患慢性肾炎，是不治之症，已三年了。严重贫血，血色素只有4克，全身浮肿，步履艰难。为了把有限的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他毅然乘着三轮来到教室门口，拖着沉重的步伐重上讲台，他先后讲授“外国史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外国史学史”是一门新课，以前各大学历史系都未开过，据说此门课在北大是由几位教授合开的，而南开只有海宗一人讲授。海宗一直坚持到该年11月底难以行动时为止。（引自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10页） 老战士永不死！ （2017年8月27，细雨蒙蒙之中，书菜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