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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先生遇到的际遇，更加特殊。民国时期，胡适和傅斯年领导的“新汉学”占据史坛，雷先生是非主流；1949年之后，风水轮流转，郭沫若氏领导的“新宋学”成为主旋律，一花开罢百花煞。主事者眼中，又是斯宾格勒，又是战国策派，雷海宗某种程度上，比“新汉学”还要恶毒。因为，“新汉学”没有理论，只有史料，史料没有阶级性，雷海宗先生，则有自己的理论，可惜的是，这种理论，尽管来自德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那自然是反马克思主义了！ 雷海宗先生从家庭、兵制和皇权，理解中国文明的特质，抓住了牛鼻子。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中国文明是一种伦理本位，西方文明是一种集团本位；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指出，中国是一种差序格局，西方是一种团体格局。雷海宗先生为历史学家，梁漱溟先生为哲学家，费孝通先生为社会学家，所见略同，绝非偶然。 雷海宗先生的见解，与梁漱溟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的伦理本位，是从家庭体现出来的，这种三年丧与孝教的成功，表示大家族制度已又渐渐恢复。人口虽仍不见加多，但并未过度地减少，所以帝国仍能维持，不致像西方同时的罗马帝国因患贫血症而堪堪待死，等到日耳曼的狂风暴雨一来，就立刻气绝。中国虽也有五胡入侵，但最后能把他们消化，再创造新的文化局面，这最少一部分要归功于汉代大家族制度的重建政策。（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1版1印第64页） 东汉以下二千年间，大家族是社会国家的基础。大家族是社会的一个牢固的安定势力。不只五胡之乱不能把它打破；此后经过无数的大小变乱，社会仍不瓦解，就是因为有这个家族制度。每个家族，自己就是一个小国家。每个分子，甚至全体分子，可以遇害或流散死亡；但小国家制度本身不是任何暴力或意外的打击所能摇撼的。（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1版1印第65页） 潘光旦先生心目中的儒家思想，很重要的一个基本面，也是家族制度。这个制度在新文化运动中，作为旧伦理、旧道德的渊薮，新文化的健将视之为历史的包袱，只具有负面的价值了。回首已是百年身，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如果还不能依照高王凌先生所言，对中国文明进行“正面观察、贯通古今”，求索中国历史的所以然，那么，中国文化的自信，又从何谈起呢！有学者称，中国家族制度的最大价值，就是生生不息，使得中国文明哪怕在极困难的境况中，也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不绝如缕，旧邦新命。 二千年来中国总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统治，或苟且自主而须忍受深厚的外侮；完全自立又能抵抗外族甚至能克服外族乃是极少见的例外。这种长期积弱局面的原因或者很复杂，但最少由外表看来，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的原因。人类历史上的政治集团，无论大小，不为刀俎，必为鱼肉；若要两种都不做，是办不到的事。东汉以下的中国不能做刀俎，当然也不愿做鱼肉；但实际大半的时候总是任人宰割。（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1版1印第47页） 东汉以来，中国的兵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中国日益“文化”，士大夫阶层的兴盛，为中国进一步“文化”，提供了一个基础；令雷海宗先生叹惋不已的是，伴随着“文化”的上升，“武化”却在不断下降，文质彬彬、允文允武的局面，难得一见。 与雷海宗先生相映成趣的，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西方的集团化，集团化依靠宗教，更依靠军事，宗教与军事的交集，就是十字军东征。 中国历史上的积弱，其实，也是北方少数民族，能征善战，百户、八旗，本身就是军事编制，此种编制，能将整个部族武装起来，迅速集结，破坏性极强。相对于此种集团性的少数民族，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吃了不少亏，但，毫无办法，只能忍着。但，中国文明如果说有一种阿Q精神的话，就是以柔弱胜刚强，在雷海宗先生所说的“小国家”之中，娶妻生子，繁衍生息，不只五胡之乱不能把它打破；此后经过无数的大小变乱，社会仍不瓦解，就是因为有这个家族制度。每个家族，自己就是一个小国家。 但是，这种“小国家”，面对的现实，似乎总是残酷的，东汉以下的中国不能做刀俎，当然也不愿做鱼肉；但实际大半的时候总是任人宰割。 强悍的家族制度和“武化”的消弱，相克相生，相辅相成，成为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点，再加以对元首的分析，此乃雷海宗先生的“正面观察”中国文明的三个着力点。 有些老辈先生，不愿意对中国做出整体的判断，尽管读了浩如烟海的史料，包括家法族规，历代兵志，还有皇权制度，书一本接一本出，却不愿意总结出一些观点，怕被人说不严谨，“新汉学”的末流者，就变成了小脚女人走路，艰难得很。“新宋学”则与此相反，面对中国历史，倒是有综合的整体的判断，只可惜只有大胆的假设，只有削足适履，以至于把丰满多元立体的中国弄得面目全非。 走进雷海宗先生的内心世界，须时间的沉淀，也须一种理解之同情，更须洗尽铅华，对中国文明的“自性”（陈乐民先生语）有一种基本的体悟。 1957年，被戴上右冠的雷海宗先生，迎来了一位副博士研究生——王敦书。遗憾的是，此时，雷海宗先生已经被剥夺了上课的权利，年轻的王敦书，还要经常被组织提醒，不能和雷海宗走得太近，否则，就不能说政治上是进步的，王敦书那种纠结，不是过来人，怕是难有深刻的体会。 这是雷海宗先生一生中所受到的最大的打击，此处指的并不是戴上右冠，而是雷海宗先生被剥夺了一生热爱的三尺讲台，讲台就是雷海宗先生的战场。 雷海宗先生的尊人是一位传教士，这么想来，雷海宗和清华级友潘光旦一样，笃信基督教，爱人以德，有着宽容的美德，这也是令何炳棣感同身受的。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过人的“容忍”，而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早在1937年春间全系师生茶话会后的晚间，同屋黄明信告我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茶会中明明听见陈寅恪先生相当高声地和一位同学说，何以目前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那时雷先生不过几步之外绝不会听不见这种讽刺的。同时清华历史及哲学系合聘的张荫麟备受陈寅恪师的赞扬，已着手为教育部写撰《中国通史》第一辑。清华校园之内，新秀吴晗对雷之通史已有讽议。（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4年9月第1版，2016年5月第3印，第11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