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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已经“图穷匕首见”，陈寅恪与蒋廷黻，高下立判。陈寅恪了不起，也只是精于考据而已，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学生，大都了解考证是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在何炳棣看来，蒋廷黻要比陈寅恪高明，理由有二：一，蒋廷黻开拓了中国近代外交史这个学术新领域，二，蒋廷黻先生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这一“偏”，就偏到了“综合”。陈寅恪精于“考据”，蒋廷黻既有“考据”，也有“综合”，这样，蒋廷黻二比一，取得胜利。何炳棣这样的大历史学家，也犯一些低级错误，说明了偏见比无知更可怕，这是千真万确的至理名言。 清华历史系，真正具有“义理”的，是雷海宗先生。雷先生具有哲学的素养，所以，能用哲学的眼光，打量中国历史。这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不能说是特殊独一人，但也是凤毛麟角了。 1929年蒋廷黻先生来到水木清华，流淌在脑子里是如何对清华历史系进行改造？1932年雷海宗的到来，让蒋廷黻眼前一亮。蒋廷黻和晚两年到来的张荫麟，不仅让清华，也让中国学术界，耳目一新。因为，两位是在太史公之后，真正具有哲学素养的史学家。雷海宗先生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副修哲学。张荫麟回到清华园，受聘于哲学系和历史系。雷海宗和张荫麟是蒋廷黻担任清华历史系主任时，引进的两位人才。历史系来了两位富有哲学头脑的学者，这才是蒋廷黻高人一筹的所在。历史学家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史料，仅仅精于考据，怕是不够的。 雷海宗与同级好友闻一多，一起回到清华园，此前萨本栋，此后潘光旦，都是清华1922年放洋同学。这一级，还有一位社会活动家——罗隆基。雷海宗先生从教书生涯中，获得了乐趣，与陈岱孙先生一样，在水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不管风云变幻，一心在讲台上进行耕耘，不像蒋廷黻，政府征召，就满心欢喜地进入行政院了。翁文灏先生也曾在水木清华耕耘，但，最后做到了行政院院长，有一回深有感慨地说：科学家宁可饿死，也不能做别的！翁文灏先生其实是在自责，离开了学术研究去从政，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有什么值得留下的遗产？在这一点上，蒋廷黻欠缺基本的反省。典型的湖南脾气，反省又有什么用呢？干脆一条道走到黑得了。 1932——1952年，从而立之年到知天命之年，雷海宗先生将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水木清华。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舵手——郑天挺先生被调离北大，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史的一个不解之谜，其实，明眼人不愿意揭开这个谜底，深孚众望、德高望重的郑天挺先生在北大一天，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对北大进行大手术，难度系数就增高了。加以郑天挺先生和胡适先生共事多年，以后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郑天挺都是一个障碍。 主事者对郑天挺先生不放心，必欲除之而后快，郑天挺先生被调往南开，担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雷海宗先生与郑天挺先生，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有着类似的际遇，也被调往南开大学，担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北大史学台柱和清华史学的台柱，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凑到了一起，也算是一种难得的慰藉。 郑天挺先生和雷海宗先生，调往南开时的心态，很不一样。郑先生一生志业，都在北大，所以，接到通知时，内心思想颇有波动。雷海宗先生则不一样，他对南开是有感情的，觉得自己与南开若有缘分。知道调南开的消息后，他曾对清华的邻居张岱年教授说，二十五年前回国时，南开曾向他发过聘书，当时未能成行，而现在终于要去了，看来晚年将在南开度过。（王敦书：《雷海宗先生的生平、学术成就和治学特点》，《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第486页） 如果说郑天挺先生以往所在的北大历史系，是胡适派学术思想的一个大本营，那么，清华历史学系的雷海宗先生，与胡适为主导的新汉学派分庭抗礼，不妨可以说，雷海宗先生是新宋学的一个典型。 民国年间，居于领导地位的是“新汉学”，陈寅恪先生作为老资格的史学大家，也被援引为“新汉学”的同道，这是当时的学术生态和格局所决定的。与“新汉学”相对立的“新宋学”，尽管不居于主旋律的地位，但是，清末民初的社会空间，弹性很大，“新宋学”也有自己的生长空间，有了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生长的还很快。“新宋学”的领军人物，不是旁人，正是郭沫若氏。 郭沫若与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都是这一派史学的巨擘，他们还有一个称号，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时代的兴替流转，确实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1978年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有些学人厌烦了“新宋学”的宣传，开始面向民国，寻找精神资源，正好看到了陈寅恪的身影，慢慢地，陈寅恪、陈垣、钱穆、吕思勉，都被重新发现了，他们也有统一的称号——民国史学四大家。不知不觉间，时代风尚由“新宋学”轮转到了“新汉学”，民国年间，具有朴学功底的先生，开始重新吃香。 伴随着民国热，雷海宗先生也被重新发现了，但是，雷海宗先生的不幸，在于，雷海宗先生也是一位彻底的“新宋学”主义者，只不过，所信奉的理念，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的德国老乡——斯宾格勒的文化型态史观。 雷海宗先生晚年的弟子——王敦书，对雷海宗先生的学术思想，有着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解和体悟，认为雷海宗先生有四点特别值得注意的学术风格。第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擅长人文社会科学的整理把握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第二，以一定的哲学观点来消化史料，解释历史，努力打破欧洲中心论和王朝体系传统，建立起独树一帜的囊括世界、光耀中华历史体系。第三，热爱祖国，坚决抗日，热情歌颂中国的历史，积极弘扬中华文化。第四，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追求真理，锐意创新，不断前进，勇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王敦书：《雷海宗先生的生平、学术成就和治学特点》，《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第486——49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