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炳棣说总结的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风格，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在综合并重。既不准确，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处，就不赘言了。 但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用在清华大学历史系雷海宗先生身上，倒是非常恰当。雷海宗一贯主张，历史学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才能对人类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总的了解，才能对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精深的研究，得出真正有意义的认识。他的多方面的著述体现了这一主张。他一生读书孜孜不倦，精通多种外语，不仅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军事、政治、气象、生物和科技等领域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他曾先后讲授是史学方法、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殷周史、秦汉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名著选读、物质文明史等各种课程。（王敦书：《雷海宗先生的生平、学术成就和治学特点》，《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第486——487页） 做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确实不大容易，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雷海宗先生具有百科全书的风味。雷先生作为一位史学家，不仅与社会科学结合，还与自然科学结合，学术储备之丰厚，远在一般史家之上。 何炳棣说三十年代，只有清华历史系做到了中史和西史并重，对此，已经有学者进行了辨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还是据何炳棣说，蒋廷黻担任系主任之前，清华历史系偏重中史，这也与事实不合，之所以有这种说辞，一方面是为了抹杀历史系首任主任陆懋德先生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是为蒋廷黻将要对清华历史系动手术张本。 雷海宗先生作为蒋廷黻主任引进的人才，学术兴趣并没有停留在西史，而是将目光对准了“中史”和史学方法。雷海宗先生，声音如雷，学问入海，一代史宗，“中史”和“西史”并重。这在雷海宗先生看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还是王敦书对雷海宗先生的史学风格，体会得更深，不像何炳棣蜻蜓点水。至少如实说明了雷海宗先生以一定的哲学观点对历史进行观照。雷海宗治学严谨，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和19世纪德国朗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但是，他强调真正的史学不是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有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应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统一；要做审查、鉴别与整理材料的科学分析工作；以一贯的概念与理论来贯穿说明史实的哲学综合工作；用艺术的手段以叙述历史的文学表现工作。三者之间，分析是必要的历史基础，有如选择地点，准备建筑材料；综合为史学的主体，乃修建房屋本身；艺术则是装饰而已。（王敦书：《雷海宗先生的生平、学术成就和治学特点》，《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第487——488页） 王敦书先生，也是爱师心切。非要加上雷海宗治学严谨，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和19世纪德国朗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这一句话，只是为了证明，雷海宗先生考据与在综合并重。果真如此，雷海宗先生岂不是一人同时具有何炳棣所称赞的清华历史系的三个特点！ 雷海宗先生身上有何炳棣所说的两个特点，已经难能可贵了，雷先生又不是神，三个特点，三位一体，三美俱。雷先生的著述，不以考据见长，并不是雷先生的缺点，因为，雷海宗先生对历史著述的体例，有着自己的追求。非要让一位具有深厚哲学素养的历史学者，走“新汉学”的路子，不免有些强人所难，雷海宗先生走的是“新宋学”的路子，在历史的长河里，发现一些发人深思的道理，雷海宗先生以为，这样才是真正的资治通鉴呢！ 在这个意义上说，蒋廷黻在回忆录中，所举的杨树达先生的例子，就有了一定的意义。很多老辈，面对丰富复杂的历史，表现得十分谨慎，这往往来源于老辈学者朴学的治学风格，考据学的极致，大概就是如此，没有必要追问历史背后的道理。老辈或许以为，历史哪有那么多道理，历史经常不讲道理，或者没有道理可讲，这也是一种历史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所以，在杨树达那样的老辈看来，不能有太多的见解，这样容易先入为主。 这样历史研究或许会出现一种有意思的情形，研究历史最好不要先入为主，就是未带地图，如此研究下去，历史可能是一片混沌；还有一种情形，先入为主，带着地图，研究历史的所以然，容易出现剪裁历史，削足适履的后果。 雷海宗先生研究历史，就是第二种情形，研究历史的所以然，雷先生所带的地图，就是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型态史观，每一种文明，在雷海宗先生看来，也都经过五阶段——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和政治破裂与文化灭绝的末世。 雷海宗先生将文化形态史观，用于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中国经历了殷商西周封建时代、春秋贵族国家时代、战国时代、秦汉帝国时代和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此乃中国文明第一周。雷海宗先生发现中国国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同的是，经过淝水之战后，奇迹般地返老还童直至20世纪，又经历了第二周。抗日战争极有可能开启中国文明第三周。 雷海宗先生引进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型态史观，对丰富复杂的中国文明，并没进行简单的处理，不像郭沫若氏“新宋学”，不惜削足适履，让中国的实践“适合”以至于“屈从”西方的理论。同样是“新宋学”，只要稍加比较，境界是不一样的。 雷海宗先生，可贵之处，没有让中国的历史屈从理论，没有放弃对中国文明特质的思考和探索，高屋建瓴，从家族、兵制和皇权制度，三个关键点，分析梳理中国文明，耳目一新，别出心裁。只是很长时间之内，雷海宗先生是孤独的，大家理解不了也就罢了，随时时间的推移，早晚会遇到知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