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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增补版）岳麓书社2017年2月1版1印。
蒋廷黻在清华历史系的作为，门生何炳棣对此有着高度的认同，何炳棣为了表扬蒋廷黻，愣说陈寅恪在清华历史系不处于核心地位，蒋廷黻则居核心地位：在改制以后的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里，陈寅恪是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大师了。由于这种历史关系，更由于近廿年来国际汉学界对陈寅恪文史贡献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前后刊出不少篇论文和一本论文专集，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如果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话）的核心。（《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 何炳棣接着说，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可是，由于陈先生直接间接的影响，学生大都了解考证是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自1929年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教师、课程和教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蒋先生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 1980年何炳棣被访问时，对30年代清华历史系作了扼要的回忆，其实，也是一个论断。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综合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在综合并重。（《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能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唯一无二的历史系。 对这些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同寅们常常交换意见。很幸运，校长和评议会都同意我们的做法。因此，清华拟定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课程。如果有人有兴趣比较一下清华一九二九年与一九三七年的异同，他一定会发现在课程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此举，我认为是对中国教育的一个大贡献。我一直为此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蒋廷黻回忆录》第140页） 蒋廷黻担任清华历史系主任，以改革派著称，蒋廷黻氏之所以有改革派的美誉，与弟子何炳棣的塑造，有着莫大的关联。蒋廷黻氏本人，是很乐于被戴上这个帽子的，李济之在夸赞蒋廷黻的历史功绩时，曾向蒋廷黻发问：到底创造历史有还是研究历史有兴味？用以刻画蒋廷黻亦学亦政的一生。蒋廷黻被李济之将了一军。回首平生，既有研究历史的兴味，水木清华的岁月，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说，清华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青春岁月毕竟是美好的，值得留恋的。 1929——1934年，蒋廷黻在清华历史系主任的位置，自以为兴利除弊，革故鼎新，颇有一番作为。 我在清华，一开始，想找一位能教汉代历史的学者，当我提出此一拟议时大家都认为杨先生（按，即杨树达）是最适当的人选，因为他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他晓得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他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无出其右者。他是这两本古书的最高权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后，如果有人问他：“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他会说：“我从未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本来，版本鉴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权威书籍，某一本书其所以能有价值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获悉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形。但是这个目的反而被人们渐渐忘记了。人们变成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此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在现在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再把时间继续浪费在这方面。（《蒋廷黻回忆录》第139页） 这种情形当然不能令蒋廷黻满意。没有一位改革家对现状是满意的，蒋廷黻也不例外。 渐渐的，我认为我应该放弃这批旧学者。我要把他们当作我个人的老师。我希望他们能在我身边，以便请教，另一方面我希望能有一批新人来教历史。在教书时，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中国从什么地方发源，又向何处发展，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我不声不响地引进一批年轻教授代替原来的老教授。一点麻烦都没有。我予新人充分的时间。我说：“现在，努力吧，准备开一门课，那么，就是清史吧，你有兴趣吗？你知道清代的大问题吗？努力吧，我会供给你参考书、助理人员和时间。同时，为了生活，你也必须教一点其他课程。你愿意教什么都可以，但你必须在两三年时间内准备开一门新课。”我引导这批年轻的教授开始使用一套新方法，一点也没有引起麻烦和反对。（《蒋廷黻回忆录》第139——140页） 何炳棣认为蒋廷黻革新和发展清华历史系，举其荦荦大端，大概有四项措施。第一项举措是聘请雷海宗先生。雷先生无疑义是当时国内对欧洲中古史和宗教史了解最深刻的学人。他1922年清华学堂毕业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辅修哲学，五年之内完成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之后，不久即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女大开始以文化型态史观试图建树中国通史的宏观理论架构。 第二项举措是，利用清华研究院为国家培植历史教研人才，内中一部分可以配合清华历史系的需要。清华研究院的最大吸引力是：学生的课程和论文如能达到相当水准，可由清华资送出国深造。根据已有教研资源，研究生只能自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清史之间选择其一作为主修对象，好在选择中西史课程的范围是非常之广。（《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7页） 何炳棣将清华历届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年份及论文排列之后，接着说，以上邵循正、王信忠、张德昌分别资送巴黎、东京及伦敦深造，学成后返校任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