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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举措，蒋先生另一培植清华历史系所需人才的办法，是给予有研究能力的助教以三年左右的时间去准备开新课。如同1934年秋我入学时，吴晗已先此升为教员，正式开讲明史新课了。他同时还协助蒋先生指导高年级及研究生有关清代制度及内政问题的研究。（《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8页） 第四项举措，蒋廷黻和刘崇鋐先生还利用清华留美公费（亦即中美庚款）考试的机会，为国家、为清华造就史学人才。例如1934年举行的第二届留美公费考试，清华的助教杨绍震考取美国史门。此年刚刚毕业成绩优异的夏鼐原本也想投考美国史门，但他因未曾教学研究两年，只有由系保送才有投考资格。刘崇鋐当时代理系主任，只允许保送夏鼐报考考古学门。不期这个临时的“权宜”却决定了夏鼐（1910——1985）一生光荣的使命——使新中国的考古成为人文及社科方面成果最丰盛辉煌的专业，赢得举世的赞扬。（《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8页） 何炳棣可谓爱师心切。最后，达到吾爱真理，吾更爱吾师的程度。亲不亲，一家人。何炳棣1934年迈进水木清华，第一学年，并没有进入历史学系，待到第二学年转入历史学系，蒋廷黻先生已经应国家的征召，前往行政院政务处任职了。所以，有理由推断，何炳棣与蒋廷黻先生在水木清华并没有交集。1943年何炳棣投考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一波三折，消息灵通人士——丁则良告诉何炳棣，教育部已经取消西洋史一门，何炳棣这才想到清华老系主任蒋廷黻先生有着深厚的西洋史情结，教育部有权将清华拟定的科目砍掉，蒋廷黻先生行政院的例会，对教育部审定的科目，也有权力进行核准。何炳棣给蒋廷黻老师的信，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年，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考试，何炳棣成为优胜者。蒋廷黻先生给何炳棣的人生，添设了一条绿色通道。何炳棣对蒋廷黻先生的感恩之情，已经逾越了理性的限度。 不过，何炳棣逾越理性的限度，相对于蒋廷黻，要略逊一筹。蒋廷黻1929年来到水木清华，就任历史系主任，顾盼自雄，对历史系的同仁，很不以为然，从所举杨树达先生的例子，就可见一斑。杨树达先生受聘清华中文系，并不在历史系开课，假如蒋廷黻所说属实，杨树达先生确实在历史系开设专书研究，也是在启迪历史系学友如何处理汉代史料，这是一种类似朴学的工作。蒋廷黻先生不擅长这方面的工作，也就罢了，但对朴学的研究，如此嗤之以鼻，不仅反映了一种偏见，也反映出了一种傲慢。何炳棣与蒋廷黻打交道并不多，但，师徒之间，这种高傲以至于自负，可以说一脉相承。 学生了解汉代四百年史事，不可以看资治通鉴啊！如果杨树达先生知道应蒋廷黻之邀，在历史系开课，最后是这种结局，老先生怎么能忍受如此奇耻大辱！蒋廷黻以杨树达先生做靶子，实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蒋廷黻以革新家自命，想在清华历史学系发动一个史学革命，历史系前任主任陆懋德先生，还有陈寅恪、刘崇鋐、噶邦福、孔繁霱，先蒋廷黻而来的几位先生，皆不入法眼。也就是说，在蒋廷黻眼中，清华历史系可谓一团糟。他要引进一批年轻的教授，实则，蒋廷黻离开水木清华时，所谓的一批年轻的教授，也只有雷海宗和张荫麟，张荫麟还是历史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只能算半个。这么说来，蒋廷黻清华五年的成绩，也只是引进了雷海宗而已。 蒋廷黻作为一位史学家，自有他的贡献，勇于开拓学术新领域，有着很强的问题意识，乃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第一批拓荒者。蒋廷黻秉持学以致用的理念，某种程度上，为政府的征召，做好了学术上的准备。蒋廷黻可说是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学以致用的一种“典范”。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既然蒋廷黻对近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局面，有着深切的研究。近代史和外交史两个领域，用力甚深。1948年还曾与陈寅恪、傅斯年、柳诒徵、顾颉刚、徐炳昶、徐中舒、陈寿颐、李剑农并列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史学门九位候选人之一。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蒋廷黻利用权位谋取院士的名誉。蒋廷黻的研究和著述，与上述八位先生放在一起，不能说有多么合适，但也不是特别不合适。很明显，吕思勉、钱穆先生，被排斥在这个名单之外，反映了一种偏见。 亦学亦政，这是百年中国学术的一种基本格局，中央研究院二十八位人文组院士中，吴敬恒、胡适、傅斯年、郭沫若、王世杰、王宠惠、马寅初，都是这方面的人物。以后，新中国甄选出来的学部委员，此种趋向更浓而已。 政治学家陈之迈对蒋廷黻的出仕，有着比较独到的观察：廷黻绝不是热衷于高官厚禄的人，也为存有“学而优而仕”的传统思想，如果政府不征召他，他绝不会去奔走钻营，而安心在清华教书研究，不致有满腹经纶怀才不遇的感叹。他的态度不属于中国文人传统的类型，既不自鸣清高，也不热衷仕进。但是政府既然征召他，他就应召，丝毫不作忸怩的姿态，半推半就，装腔作势。我们可以说他的态度是西洋古希腊的传统，亦即柏拉图所说：“一个公民最高的荣誉是为国家服务。”陈之迈先生看来，蒋廷黻出仕和胡适之先生担任驻美大使是一样的，在为国家尽一个公民的责任。（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蒋廷黻回忆录》第273——274页） 清华园走出的这类学人，还有吴景超、浦薛凤，翁文灏先生也有清华的经历。潘光旦、闻一多，这是反方向的。不要忘记了一二·九运动，造就了一代政治新星，姚依林、黄诚、蒋南翔。清华是一所又红又专的学府，亦学亦政是学者自然的一种选择。 假如政府没有征召蒋廷黻？依照陈之迈先生的观察，蒋廷黻会在水木清华教书育人，安心研究。很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事实上，蒋廷黻的性格，长期担任清华历史系主任，极有可能引起人怨沸腾。 蒋廷黻作为一位史学家，对待清华历史系的历史，并没有依照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先辈的筚路蓝缕，可以说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反映了一种傲慢无礼。蒋廷黻的这种性格，说好听是天真，说不好听，那就有点“混不吝”了。 廷黻的态度有人议之为过于天真。天真确是他性格的特点。人家说他个性耿直，湖南脾气太重，狷介而甚至于孤僻。这些性格他都有，也都可以说是他天真的流露。天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缺乏容人之量。廷黻的个性的确有这一方面。他似乎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他看得起的人，一类是他看不起的人。他和第一类人尽管意见不同，争辩得面红耳赤，如同他和胡適之、傅孟真的争辩，但他和他们争辩根本是因为尊重他们，所以才值得和他们争辩。对于他看不起的人他是很不留情的，这些人和他谈话时他可能很不礼貌，板起面孔一声不响，等那个人把话说过了他就起身送客。他一生因为这个特性不知开罪了多少人。有时他自己也感觉不该如此，表面上敷衍敷衍，客气一番，但做得总不免牵强，令人一望而知他的心情。他的性格是西洋人所说“知识上的傲慢”（intellectually arrogant）。（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蒋廷黻回忆录》第274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