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上看，如果说社会成员作为公民的“同意”所达致的“人民出场”，是现代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基础，那么由选举民主形成的人民的“周期性出场”，并不能充分确保这种合法性：它不能解决阿伦特所说的“持续同意”（ever-renewedconsent）问题，即在两次选举周期之间国家权力常规运行时的合法化问题，特别是不能解决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化延搁”（deferment oflegitimation）问题，即由现代行政系统及时、自主、高效运行所导致的“合法化赤字”。惟有人民的“常态性出场”，即阿伦特—哈贝马斯意义上由公共领域的公共讨论或公共商谈所形成的“沟通权力”（communicativepower），始能积极且有效地回应“持续同意”问题，特别是“合法化延搁”问题，从而使现代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具备深厚的合法性基础。 与“大众社会”相伴而生的，是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至少有如下三个社会条件的结构性变化，推动着我们迈入大众（文化）时代。其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携带文化资本的劳动者逐渐成为社会成员的主体；其二，发生在西方“六十年代革命”及同期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尽管基于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和意识形态基础，但其共同具有的反古典（反传统）、反权威等特质，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方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其三，信息时代（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既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知识的个体化、分散化，又使得个体化、分散化的信息/知识具有了协作、共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社会条件的结构性变化，从根本上消解了知识阶层对知识的垄断。如果说，哈耶克所说的“分立的个人知识”主要具有规范性的意义，那么随着大众（文化）时代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它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从利奥塔对“元话语”解体的阐释及“知识分子已死”命题，到鲍曼对知识分子角色转变（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把握，再到贝克对（相对于“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的凸显，诸如此类的社会理论洞见均指涉了大众（文化）时代知识的个体化、分散化趋向，及知识阶层作为知识权威的式微甚或解体。相应地，这种社会条件的结构性变化，亦为公共参与和公共证成的现实进行，提供了基本的社会条件：知识水平的提高、社会结构的扁平化（知识阶层权威地位的消解）和社会协作的现实需要，分别为社会成员作为公民的公共参与和公共证成，提供了能力前提、社会结构条件和动机基础。 如果说意识结构和合法化模式的历史转型，为公共参与和公共证成提供了必要性，那么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则为其提供了可能性。三者一道，使得公共参与和公共证成，对于现代社会规范性共识的获致来说，不但具有了不可或缺的紧迫性，抑且具备了施之可行的现实条件。毋庸讳言，以上三个历史转型和社会演化趋势，均体现了现代化的普适性逻辑，是任何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社会都会形成且固化的结构化情境。 对转型中国来说，我们还面临着独特的情境。这尤其体现在：现代法律秩序的确立在中国现代转型中居于核心地位，而它尤其需要公共参与和公共证成始能确保其合法性。 现代社会的治理有一个基本的特征：现代社会形成了一个德沃金意义上的“法律的帝国”，社会—政治秩序是以法律秩序为基础而形成的。在现代社会，不仅政治秩序建立在法律秩序中最具政治性的宪政秩序基础之上，包括社会组织秩序（社会交往秩序）、企业组织秩序（经济交往秩序）乃至家庭秩序等在内的广义社会秩序，亦主要受到了民法、刑法、经济法、婚姻家庭法等部门法的调整和规范，以相应的法律秩序为基础而建立起来。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家能力的建设、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正义的推进等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议程，均应建立在法治基础上：法治是国家能力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推进社会正义的托底性的制度安排。在这个意义上，以法治为基础，推进国家能力建设、民主政治发展和社会正义，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主要课题；换言之，实现法治、进行国家能力建设、促进民主政治、推进社会正义，堪称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四大根本议程。 从法律秩序良好运行的视角来看，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包含着两大共时性的历史课题：确保法律秩序的合法性和法律运行的自主性。然而，由于法律秩序合法性的取得，关涉法律秩序从无到有的确立和自下而上的认同（自上而下的实施效果），它在时序和功能上均具有优先性。进而言之，综合哈贝马斯等的相关论说，法律秩序的合法性，既包括法律的“语义合法性”（semantic legitimacy），即法律规范之内容的合法性，也即是要确保法律内容的合道德性与合伦理性；亦包括其“语用合法性（pragmatic legitimacy）”，即立法的程序普遍性，也即是要确保法律“承受者”（addressee）与法律“创制者”（author）的同一性——它指向了程序性的合道德性（程序性的道德普遍主义）。其中，前者涉及“立教”问题，即建构何种文化认同及相应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后者关涉“立宪”问题，即以何种宪政架构凝聚社会共识（包括道德共识和伦理共识）的问题。由于现代意识结构下法律规范之语义合法性（合道德性和合伦理性）是主体间非强制性共识的产物，立法的程序普遍性具有更为基础的地位。在现代社会，立法的程序普遍性主要是通过社会成员作为公民的公共参与和公共证成获致的。是故，公共参与和公共证成对于确保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合法性，至关紧要、不可或缺。 三、“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思想立场与研究论题 “公共法哲学”秉持怎样的思想立场？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公共法哲学”对“公共”的理解，来展现其思想立场。“公共法哲学”之为“公共”，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