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东：公共法哲学与法哲学的“公共转向”_daydayup(2)

所谓“批判法哲学”，是对“专业法哲学”的研究基础或理论预设进行批判性检视的法哲学取向。其意在使“专业法哲学”“认识到自身的偏见、（对某些现象的）沉默，从而在替代性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研究纲领。”在当下的中国法学界，邓正来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追问，尤其是对四种法学理论模式（权利本位论、本土资源论、法律文化论和法条主义）的批判，堪为批判法哲学的典范。此处所谓的“批判法哲学”，是就其知识形态来说的，不可与二战后在美国兴起的“批判法学”视同一律——后者虽然在知识形态上亦属“批判法哲学”，但其通常包含着特定的理论旨向，如对法的现代性要素的反思和批判。

所谓“公共法哲学”，则力图恢复法律作为公共治理秩序之本色，且将公共参与纳入法律秩序建构过程的法哲学形态。它试图在法哲学家“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其中双方的议程都被拿到桌面上来互相调适。”在时下的中国法学界，季卫东的“新程序主义论”、许章润的“汉语法学论”、魏敦友“新三统论法哲学”乃至高全喜的“政治宪法学”等相竞出现，蔚为大观，大致可视为广义上的公共法哲学开始登场的标志。

以上四种法哲学形态，并非互相排拒，而是互为支援、相互转化的。大体来说，政策法哲学、批判法哲学和公共法哲学，均以专业法哲学为基础：后者的理论知识、所定向的问题和概念框架诸方面，构成了前三者的知识前提。每一种法哲学，又都有发展为其他法哲学形态的可能性。譬如，当专业法哲学为更广阔的法律实践进行法哲学辩护时，如对司法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法哲学论证，它即具有政策性的维度；当其进行研究论题内部或研究论题之间的学术争鸣时，它即具有批判性的面目；当其将研究发现以一种可接近的方式，呈现于非法律职业的公众面前时，他则具有公共性的维度。专业法哲学和政策法哲学提供的是“工具性知识”，它们或者直面法哲学的知识谜团（专业法哲学），或者解决法律实践问题（政策法哲学）。批判法哲学和公共法哲学提供的则是“反思性知识”，其质疑法律实践或法律学术职业的价值前提，关注的是关于目标的对话。这种对话或者发生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就某项研究的基础或预设进行对话（批判法哲学）；或者发见于学者与各种公众之间，就法律发展方向进行对话（公共法哲学）。因此，公共法哲学表征着政策法哲学的良知，正如批判法哲学代表着专业法哲学的良知。

我们可以用简明的图表（见表1），来标识四种法哲学知识形态的区别：

表1：四种法哲学知识形态的区别

就知识基础来说，公共法哲学依赖的知识，是法哲学家与公众很大程度上共享的沟通性知识，这不同于专业法哲学依赖的法哲学理论性知识，政策法哲学应客户期待或要求的具体知识，批判法哲学所依赖的基础性知识。就真理性来说，公共法哲学的真理倚赖于法哲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共识，这区别于专业法哲学要谋求相对于学术传统或法律实践的一致性，政策法哲学追求实用性，批判法哲学诉诸规范性基础。就合法性来说，公共法哲学基于其与公共议题的相关性使自身得以合法化，这迥异于专业法哲学、政策法哲学和批判法哲学的合法化基础，分别是科学规范、政策有效性和特定道德视角。就可说明性来说，公共法哲学对具有现代意识的特定公众是可说明的，这区分于专业法哲学、政策法哲学和批判法哲学的可说明对象分别是同行、委托人和超越学科边界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共同体。每一种法哲学类型，都有自身的“政治”：公共法哲学将政治理解为民主的对话，专业法哲学试图维护学术的边界和条件，政策法哲学诉诸政策干预，批判法哲学则致力于法哲学学科内部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