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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范在原则上对批判开放且需要证成的观念；行动的规范与行动的原则之间的区别；依据原则创制规范的观念；基于具有规范性约束力的规则达成合理一致的观念（以及第一次使得契约关系之产生具有可能性的契约观）；对法律规范的普遍性与可证成性（justifiability）之间关系的洞察……。” 对现代社会来说，践行上述观念的方式，便是由公共参与达致的公共证成。 第二，从“自然/天理到（理性）意志”政治合法化模式的古今之变，为公共参与和公共证成提供了基本的政治条件。 与意识结构的现代转型相适应，政治秩序的合法化模式，亦经历了从古典时代的“自然/天理”到现代社会的“（理性）意志”的范式转型——其实质含义是：政治统治及其所依凭的社会规范（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其合法性不再能溯源于“基于传统共识的有效性”，而只能乞援“基于合理共识的有效性”，即是非强制性共识的产物。从政治思想史上看，社会契约论所蕴含的“同意”模式的出现及其全球扩展，使得政治的合法化不再能溯源于自然本体论中的“自然/天理”，而开始转移至个体的“（理性）意志”。 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对西方来说，合法化模式的古今之变，是伴随着“后神学时代”的来临而出现的，即是韦伯—哈贝马斯意义上由文化合理化到社会合理化进程的产物，实质上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特别是卢梭、康德等理性自然法论者的历史性贡献）、资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文化、社会和政治事件确立起来。对中国来说，合法化模式的历史转向，是伴随着清季民初“后经学时代”的来临而出现的，即是以“天理”为核心的世界观、以定于一尊的经学为基础的共享价值观开始崩塌的产物——它在实质上是西方合理化进程在中国的变异性表现。从晚清以来的历史趋向来看，尽管它曾经一度呈现为汪晖所谓的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的文化转型，但随着中国式“反思性现代化”道路（即可谓之“既非复古、亦非西化同时超越苏联模式”的自主现代化道路）的确立，它在实质上体现为笔者所谓的从“天理世界观”到 “法理世界观”的文化转型。与“天理世界观”相比，“法理世界观”的要义至少在于如下两点：其一，实在法具有“不可随意支配性”的观念，也即是确认“规则之治”在现代中国的正当性；其二，逐渐形成某种“后习俗的道德意识”，也即是基于原则的、普遍主义的道德，并以最低限的公共参与、公共证成确保社会规范（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正当性与社会—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经由从“自然/天理到（理性）意志”的古今之变，个体意义上的人获得了空前的自主地位，其理性意志的聚合（即基于共识的公意）成为政治合法化的根本来源——换言之，形成了“公意政治”的合法化模式。正如福山所言，在现代社会， “国家的权威不是源自古老的传统或阴暗深沉的宗教信仰，而是公共辩论的结果，在这种公共辩论中，国家公民彼此同意在某些明确的条款下共同生活。因此，这种国家权威代表着理性的自我意识，因为人类作为一个社会第一次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真正本性，并且能够型塑一个符合这些本性的政治共同体。” 最能体现这种政治合法化模式的，便是发源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公意政治”模式。尽管卢梭本人的公意思想（特别是以公意为据强迫个人自由的思想）聚讼纷坛，但公意政治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范型，却构成了现代国家的政治合法化基础。如果我们把形成公意视为民主政治可无限接近的政治理想，而不是视为对现实的民主政治实践的描绘，那么现代国家的政治合法化所依赖的正是“公意政治”。 第三，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为公共参与和公共证成提供了基本的社会条件。 现代社会在20世纪最大的演化趋向之一，是“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历史性出现。自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1935年率先提出“大众社会”的概念以来，论者常常赋予它负面的含义，即社会成员拥有闲暇，但彼此隔绝、对政治冷漠的社会——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所谓的“乌合之众”，便是对现代大众社会群体状况的描绘。然而，现代法律秩序及赖此为基的社会政治秩序之运行（特别是其合法化），却内在地要求大众作为公众或公民的公共参与——借用哈贝马斯的说法，大众不能仅仅是“文化消费的公众”，还应成为“文化批判的公众”。 上文关于意识结构和合法化模式历史转型的论述，已从纵向的历史视角表明了公共参与和公共证成的必要性。在此，笔者拟再从横向的政治视角，即从现代复杂社会法律秩序（政治秩序）的合法化机理入手，稍作申论。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现代法律要求法律的普遍性和真理性，即正当性（Richtigkeit）；但在现代法律秩序的运行中，两者（特别是后者）的获致端赖于公众的公共参与。 “一方面，从严格意义上说，惟有当社会作为私人领域完好无损的自主，有可能将特殊的利益从立法质料（the legislative material）中排除出去，并将规范性规章限制在利益妥协的一般性条件时，法律的普遍性始能获得保障。另一方面，惟有当（在议会中被提升为国家机关的）公共领域，有可能通过公共讨论从一般利益中发现何者在实践中必要时，法律的‘真理性’始能获得保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