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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练军 2014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解释》。此立法解释指出：“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公民行使姓名权属于民事活动，既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和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还应当遵守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即应该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然而，“公民行使姓名权属于民事活动”的立法解释定性，是否全面准确殊可一议。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直接促使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此等立法解释的，是一起有关姓名登记的行政诉讼案件，而不是张三侵犯李四姓名权的民事纠纷。2009年1月，吕晓峰与张瑞峥的女儿出生，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给其女儿取名为“北雁云依”，并前往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燕山派出所，为女儿办理户口登记。不料，燕山派出所告知，拟被登记人员的姓氏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否则不符合出生登记条件。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吕晓峰以燕山派出所拒绝以“北雁云依”为姓名，给其女儿办理户口登记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女儿姓名权为由，于2009年12月以被监护人“北雁云依”的名义，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本案涉及法律适用问题，历下区法院于2010年3月裁定中止本案审理，通过层报方式将法律适用问题，提请立法机关作出解释或确认。此乃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述立法解释之由来。 案件分明起因于，原告不服被告不予办理姓名登记的具体行政，这是一桩典型的行政侵权诉讼。既然涉嫌侵犯原告姓名权的，是行使行政权的公安机关，而非其他民事主体，那起码说明公民行使姓名权，不全属于民事活动。公民到派出所申请姓名登记，以使他们为自己所选取的姓名，获得法律及社会的认可，从而具有法律效力和社会公信力，此时公民当然是在行使其姓名权。但它绝不是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等私法意义上的姓名权，而是一种与之相对的、宪法与行政法等公法领域中的姓名权。概言之，姓名权有两种：民事私法上的姓名权，和行政公法上的姓名权。 与行政公法上的姓名权相比，民事私法上的姓名权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无论人大立法、司法实践还是理论研究，后者都显著超越前者。除较早的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等民事立法之外，2010年开始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亦明文规定：侵犯姓名权，应当依照该法承担侵权责任。作为执法裁判的权威且终局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此等规定还予以详细解释，其在“关于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中指出：“姓名权，是指自然人依法享有的决定、变更和使用自己姓名并排除他人干涉或非法使用的权利。它主要包括姓名决定权、使用权和变更权。侵犯姓名权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擅自使用他人姓名；假冒他人姓名，例如假冒他人姓名盗取上学机会；采取违法方式或违背善良风俗的方式使用他人的姓名，如对他人姓名故意做不当发音。”其中“假冒他人姓名，例如假冒他人姓名盗取上学机会”之解释，其思想来源可追溯到，2001年备受瞩目的“齐玉苓案”。当事人失去原本应当获得的受教育机会，都被法院认定是其姓名权受侵犯的结果，司法实践中民法姓名权所受到的保护范围及力度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民法姓名权的理论研究状况，与司法保护相比亦毫不逊色。不宁唯是，两者事实上是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而非各自孤立地存在。如今，有关姓名权的民法学高头讲章，不断推陈出新。民法上的姓名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人格自由发展之维护，更强调独占姓名的商业价值，乃是姓名权保护的重要内容。当下民法典编纂工程正处遵厌兆祥中，有学者如王利明主张人格权应独立成编，而姓名权乃是人格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凡此种种，足证民事私法层面上的姓名权理论研究，是何等的受宠与兴盛。 与此繁荣气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政公法层面上的姓名权，无论在国家立法、司法实践还是理论研究方面，均呈现“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暮气景象。首先，规范公法姓名权的全国人大立法，仅仅只有户口登记条例。这部制订于1958年的条例迄今有效且从未被修订过。而自1958年以来，我国先后颁布过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且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迁，在过去三十年就业已修订过四次，修正案条款达三十一条之多。尽管早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就载入宪法，而民事立法更是不断强化，对包括姓名权在内的人格权保护，但此等宪法和民事立法争先与时俱进之事实，丝毫未改变公法姓名权立法的停滞状态。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未见全国人大就公法上的姓名权立法，作出任何的“立、改、废”行为。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户口登记条例，不但诸多内容明显背离当今市场经济规律，而且立法本身过于粗糙，诸如姓氏与名字之选取权限等姓名登记之核心内容，一概付之阙如，根本履行不了后“文革”时代，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之新宪法承诺。 结果是，规范公安机关姓名登记的最主要的“法律”，乃是各地公安机关自己发布的、连行政规章都算不上的内部红头文件。如上述“北雁云依”案，当地派出所作出不予办理姓名登记的直接“法律”依据，是山东省公安厅发布的《关于规范常住户口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该“意见”规定“新生婴儿申报出生登记，其姓氏应当随父姓或母姓”，燕山派出所正是根据此等规定，而拒绝为“北雁云依”办理姓名登记。 值得指出的是，根据原旨主义法律解释方法，婚姻法第22条“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随母姓”之规定，其立法目的重在强调男女平等、夫妻平等，并无规范公民称姓择取之意，有关公民姓名登记之户籍管理问题与之无涉。故此条规定不应作为限定公法姓名权的法律依据。所有因派出所不予办理姓名登记的行政诉讼纠纷，都拿婚姻法第22条出来说事，此诚误会不浅。一方面，它没有认识到，此等条款旨在落实在子女姓氏问题上夫妻平等，而无意限定女子姓氏之选择；另一方面，此等认知完全不了解姓名权具有双重性，公法上的姓名权不是婚姻法等民事私法可以规定的，它应由相应的行政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和调整。 遗憾的是，规范公法姓名权的行政法律法规，始终残缺不全，公安机关制定的政策性文件，因此而替补上阵，构成姓名登记制度的主要规范依据。各地公安机关出台的“土政策”，彼此之间有共性更有差异。共性是普遍对相对人称姓取名限制过当，导致相对人的称姓取名自由选择权，事实上被大打折扣；差异表现为，对于首次称姓取名及后来变更姓名的限制，不但各地文件规定存在尺度分歧，而且执行过程中宽严不一现象亦司空见惯。可以说，立法机关的不作为和地方公安机关的乱作为，导致公法层面上的姓名权，几乎处于“无法”之境，行政相对人的姓名权，因此而被侵犯成灾。除“北雁云依”案败诉外，像海南左天霞申请改名为左乙池案、安徽孙义申请改名为孙旭案，上海王徐英基于其日本儿媳身份而申请改日本名字——柴冈英子案等等，均以原告败诉告终。与民事私法上的姓名权相比，行政公法上的姓名权，其法治化程度委实不敢恭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