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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乃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血液。当下我国，金融市场基本处于政府垄断的封闭状态，民营企业和创业群体融资困难，此诚民间借贷、高利借贷和地下钱庄，异常活跃的制度原因。已有的研究表明，修订和完善我国的相关金融法律制度，肯定民间借贷的融资功能，为民间金融预留合法化空间，才能有效规制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要保护集资诈骗案件受害者，最根本的方式在于，修订我国《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金融法律，使民间融资及金融行为有法可依，而不是像如今这样，被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非法集资在我国有愈演愈烈之势，试图借助集资诈骗罪的高压刑罚，来保护受害者最终是事与愿违。刑事司法实践一再证明，对于集资诈骗犯罪受害者的财产保护，刑法委实难以承受之重。更主要的是，集资诈骗罪受害者用不着刑法保护，适用民事侵权及欺诈方面的法律，或许可以更好地保护之。 六、自陷风险的受害者，应对实害结果担责吗？ 其实，与普通诈骗罪受害者相比，集资诈骗罪受害者，其对自陷风险所应承受的责任更大，亦更不应受到刑法的特别保护。因为集资诈骗犯罪过程中，受害者与集资人之间的资金交易行为，一般都有借条为凭证，或签订了借款协议，有些甚至用其他财产作抵押，以担保借贷行为安全。从法律上看，他们双方的资金交易行为，所确定的是民事债权债务关系，将之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其正当性不无疑问，此其一。 其二，受害者将大笔资金借贷给集资人，且不同时间多次借贷较为普遍，为的是谋取高额的、为相关法律所禁止的利率回报，实质上是以借贷的方式，进行投资和投机，只不过是依赖集资人的间接投资而已。如此定性就足以证明，所谓集资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实乃从投资失败、无力还贷之结果，推导主观原因，与客观事实毫无关联。这种以高利借贷面目出现的投资与投机，之所以屡禁不止，长期盛行于民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它有失败的风险，更有成功的案例。 试想，如果每位出资者即受害者，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全盘皆输，此等高利借贷式投资，怎么会在民间社会长盛不衰呢？然而，对于借贷式投资成功，执法者就不闻不问——至今尚无投资成功，而集资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之先例。而一旦投资失败，执法者就拿集资人是问，执法者岂能如此成王败寇？出资者借助集资人投资成功，就盈利千千万万；一旦投资失败，则有刑事执法为其追缴本金，出资者即受害者始终坐收高额回报之利，而无须承担任何风险，这显然违背金融投资市场，风险与回报对等法则。如此一来，集资诈骗罪不但不能有效规范，和治理民间高利借贷，而且分明是在鼓励人民，进入此等不必承担任何风险的投资（投机）领域。集资诈骗罪的出台，丝毫未抑制民间高利借贷之高发态势，就是最好的明证。 作为高利借贷的受害者，对借贷行为存在风险，无疑有清晰的认知。毕竟，身边那些高利借贷最后血本难归的鲜活事例，时刻在提醒他们，高利借贷有风险，资金出手要谨慎。大多数的借贷人，都把借贷的资金是用于投资经营，将借贷资金用于被刑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的情况，属少数之例外。不宁唯是，被借贷人即受害者在认识到风险之后，还可以立即向借贷人抽回资金，以消除风险。但现实情况是，受害者在尝到高利借贷的“甜头”后，往往向集资人追加出资，全然不顾出资越多风险越大的投资（投机）常识。受害者借贷的目的，在于牟取高额回报，而最终能否获得高资金回报率，完全取决于集资人的投资成败与经营好坏。在某种程度上，集资人的投资与经营可以被理解为，“帮助”受害者实现资金高回报率。而所有的投资和经营，都存在失败的可能性，本金都打水漂，更遑论高回报率的惨败结局，往往不是集资人能乾坤独断的。总之，绝大多数受害者对自陷风险，有足够认知，要求借贷者的投资经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在事实上做不到。而一旦失败就刑法伺候，这在法理上说不通。 没有集资诈骗犯罪受害者对其财产的交付行为，即受害者不自陷风险，那所谓集资诈骗犯罪根本就不可能得逞。不顾受害者的自愿交付即自我决定权，强行用刑罚来惩治集资人，此等立法无疑具有明显的家长主义作风。而家长主义并非自由的保护者，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和威胁着自由。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没有人能强迫我，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幸福。英国思想家伯林曾言，家长制是可以想象的最大的专制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家长制不把人当做自由的人来看待，而把他们看作是我这个仁慈的改革者，根据我自己，而不是他们的自由意图，来塑造他们的生活。 近代启蒙思想家洛克指出：“法律充其量只保障公民的财产和健康，不受他人的欺诈和暴力的侵害，而不能保障所有者自己，不会对财产漫不经心或管理不善。一个人不论其愿意与否，谁都无法强迫他，一定要发财致富或身体健康。不，上帝自己也不会违反人们的意愿来拯救人。”当我们以保护受害者的名义，对集资者实施严刑峻法时，别忘了受害者可不是无辜的。没有他们对其财产的照顾不周和冒险投机，哪来集资者集得盆满钵盈？对于集资者最后的失败，谁能说出资者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责任？他们沦为受害者究竟有多冤，恐怕他们自己都没底气说出口吧。 刘练军，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