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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干预可能反而会带来，财产损害之不利后果。以集资诈骗罪处罚集资人，对受害者而言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可能为害不浅。因为金融市场云谲波诡、瞬息万变，集资人如果未被定罪判刑，那其时来运转、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亦即受害者所受破财之灾，一夜之间得到全部返还不是不可能。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受害者主动出具《刑事谅解书》，表示不希望集资人遭遇牢狱之刑，有的受害者还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公开抵触，甚至以上访的形式，对侦查机关施加压力，反对刑法干预他们的投机集资行为。受害者何以如此，难道不值得立法者、公诉人及法官深思与反省吗？ 我国开启市场经济模式，迄今已逾三十余载，风险观念早已像市场观念一样深入人心。就是去证券公司开个账户，也会被告知“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绝大多数受害者属于先富起来的灵通人士，他们对高利借贷和金融投机的风险，即便缺乏充分的认知，那也不可能一无所知。受害者都俱备完全的民事和刑事责任能力，刑法应该将他们看作是，享有人之尊严的普通人，而非不能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的特定人士。他们追求高额回报的金融投机，属于自陷风险，执法者大可不必扩张解释刑法上的集资诈骗罪，以贸然强势干预之。 四、受害者到底是认识错误被骗，还是自陷风险投机？ 如果当初面对集资人的资金高回报率，和一夜暴富之极度利诱，出资者始终守财如玉、一毛不拔，那他们后来就不可能沦为受害者。受害者对其财产的自愿投机（投资），乃是集资诈骗罪既遂的一个基本条件。问题就在于，这种自愿投资（投机），是因认识错误之故，还由冒险投机驱动。在集资诈骗案件中，受害者即便存在认识错误，那也不仅仅限于，对集资人宣扬的回报蓝图这一个方面，它更多的是，对冒险投机后果的认识不足。而后者与集资人无关，应主要归责于受害者自己。 根据学界通说，诈骗罪的基本构造是“实施欺诈行为→相对人陷于认识错误→因认识错误而交付财产→集资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财产交付人或第三人财产损失”。集资诈骗罪只不过是涉及非法集资的诈骗罪，其基本构造与普通诈骗罪并无二致。集资诈骗罪的复杂性在于，集资人实施了欺诈，并不必然导致受害者陷于认识错误，亦不意味着受害者交出财产，乃是集资人欺诈之结果。如上所述，大多数受害者与集资人都是亲友熟人，而且他们都是头脑灵活的先富起来的人，这意味着受害者并非在“无知之幕（或曰毫不知情）”中，将资金交付给集资人。相反，他们对集资人过去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在做什么等基本信息，即便不是了然于胸，那也绝非一无所知。作为多发于熟人之间的关系犯罪，集资人的欺诈行为，要完全把受害者蒙在鼓里何其难哉，甚至根本不可能。司法案例表明，大多数受害者都不是由于集资人的欺诈行为，而陷入认识错误，他们最终决定交付其财产的原因是复杂的、动机是多样的，将它们一概归咎于受害者的认识错误，实乃武断之至。 如在吴英案中，当侦查人员问受害者“你为什么要借钱给吴英”时，受害者说的答复是：“主要是想赚点钱，另一个考虑本色（按：吴英系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法人代表）名气很大，我想她发展起来，将来也可以帮助我。”面对受害者如此之坦陈告白，我们有何理由判定集资人吴英，实施了欺诈行为呢？更怎么好意思说，受害者处分其财产是由于吴英欺诈，而陷于认识错误之故呢？也难怪一位出资者，曾这样反问吴英案调查记者，“你们为什么认为我会受骗？”，并对记者说：“我为什么要恨吴英？借钱给吴英是我自己选的，我也没看准！说她是骗子我不同意，我们理解的风险，和你们理解的风险不一样。” 再如在王英、李某甲集资诈骗罪中，受害者之一秦某某借款的始末缘由，是这样的：“受害者秦某某的报案材料及陈述，证实2007年6月王英在包神大酒店租办公室，准备开浩申路桥公司，与其在同一楼办公，认识后交往不错，王英说其需要资金。2008年我去他办公室送去20万元，月利息3.5%，利息已全部付清，2009年3月电话联系需要款，我又送去20万，月利息3.5%，这一年的利息全部付清，2009年3月23日将这40万元打了个借条，利息付到了2010年3月份就不给支付了，共支付利息25万元左右，本金未付，现在还欠40万元的本金，26.6万元的利息。”从“认识后交往不错”、“我送去20万元”、“电话联系需要款，我又送去20万”、“将这40万元打了个借条”的交代中，有谁能看出，这里面存在着集资人欺诈，和受害者认识错误呢？如断定受害者秦某某两次分别交付20万元的行为，是由于认识错误，那恐怕秦某某自己都不相信吧。 类似这种不存在集资人欺诈，和受害者认识错误情节的集资诈骗案，在司法实践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受害者在交付其资金时，或者对集资人是否虚构资金用途，及出示虚假的证明文件了无兴趣，或者高度怀疑但依然决定交付资金。因为高额资金回报与快速暴富诱惑，以及其他种种臆想的利好，已然驿动了他们的心。出资者决定冒险一搏的投机心态，才是他们最后沦为受害者的内因，其被害与认识错误关系了了。这种由金融投机心理驱使，而自陷风险的冒险被害，在集资诈骗罪案例中，实乃见怪不怪。 在这种自陷风险的冒险赌局中，投机并非集资人独占的心态，而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缠绕的关系。当受害者利用了集资人的冒险，那必定意味着受害者的冒险，被集资人所利用。这中间基本不存在欺诈和认识错误问题，受害者和集资人，均被投机冲动及暴富欲望所俘虏，双双有意无意地自陷风险，事情的真相莫过于此。 大多数集资诈骗案件都属于，不受法律保护的民间高利借贷纠纷。受害者的投机贪利心理，乃是高利借贷屡禁不止的内因，看似是施害者的集资人，其实最终亦沦为受害者。在此类案件中，受害者与集资人的界限是模糊的，被告人（集资人）同时也是受害者。在集资诈骗案件中，由诈骗行为引起受害者认识错误，实乃少见鲜闻，而共同的投机心理和心照不宣的相互利用，则是公开的秘密。 五、受害者确实需要刑法保护吗？ 在集资诈骗犯罪中，资金高回报率是实害结果最终酿成之酵母。受害者与其说是，被“虚构资金用途”和“虚假的证明文件”所欺骗，毋宁说是，被高回报率所吸引和打动。资金回报率明显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在集资诈骗案件中相当普遍，回报率接近100%，甚至超过100%亦屡见不鲜。而根据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回报率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就属于不受法律和司法保护的民间借贷，可以定性为非法的高利借贷。换言之，受害者为了明显超过法定标准的高回报率，而将大笔资金借给集资人（注意：受害者先后多次，而非惟一一次借款给集资人的反复借贷现象，相当普遍），其行为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不受法律保护。既然如此，那事后借助于对集资人自由和财产影响至为深远的刑法，来保护受害者，岂不成了用刑法来保护非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