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集资诈骗犯罪“受害者”的六点疑问
来源：法在心中 作者：法在心中 发布时间：2017-07-18
摘要：关于集资诈骗犯罪“受害者”的六点疑问刘练军 众所周知，集资诈骗犯罪近年来在我国颇为频发。因为此类犯罪中的受害者多半不是一两个人，而常常是十几人、几十人甚至数百人，所以，集资诈骗犯罪又往往是，深受社会舆论关注的大案要案。从法学界到社会民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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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集资诈骗犯罪“受害者”的六点疑问刘练军 众所周知，集资诈骗犯罪近年来在我国颇为频发。因为此类犯罪中的受害者多半不是一两个人，而常常是十几人、几十人甚至数百人，所以，集资诈骗犯罪又往往是，深受社会舆论关注的大案要案。从法学界到社会民众，都主张对集资诈骗犯罪严惩不贷。与此民意相呼应，现行刑法对于这种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处罚，可谓毫不手软，过去有不少被告人因此罪而被判死刑。所幸2015年8月，全国人大修改刑法，废除了原来的刑法第199条，较有争议的集资诈骗罪死刑之规定，由此而成为历史。然而，集资诈骗犯罪中的受害者，真的都是无辜的？而涉嫌集资诈骗犯罪的集资人，都罪有应得、十恶不赦？其实，在集资诈骗犯罪形成过程中，受害者的态度，即便对最终的犯罪结果未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害后果的发生。德国犯罪学先驱冯·亨蒂曾指出：“受害者必须被看作是决定性因素之一，犯罪行为人与受害者之间，通常建立着一种邪恶的共生关系。”的确，唯有将集资诈骗行为人的行为，置于与受害者互动的共生关系中，才能真正认识案件事实的真相。容详述之。一、受害者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集资诈骗罪在客观上均表现为，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在刑法理论上，要成立集资诈骗罪，其受害者必须是属于不特定对象的社会公众，否则，不足以被认定为集资诈骗犯罪。然则，司法实践中，受害者往往并非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陌生人，大多数都是特定的本地熟人。实证研究表明，非法集资“多发于熟人之间，犯罪嫌疑人多为本地人员”。犯罪嫌疑人多为本地熟人，必然意味着犯罪嫌疑人与受害者是熟人关系，亦即受害者并非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如在备受关注的浙江东阳吴英案中，向吴英提供资金的11位受害者，跟吴英保持着多年的密切往来关系。这些人不仅不属于社会公众，而且是职业高利贷经营者。又如在浙江温州“张某己集资诈骗案”中，受害者均系张某已亲友和有私交的客户，而非社会公众。再如在湖北咸宁王柳明集资诈骗案中，受害者中大部分都是王柳明的亲友，及其公司内部员工。类似这种受害者非社会公众的案例不胜枚举。大量集资诈骗犯罪案件表明，有相当比例的受害者与集资人之间，属于亲属、同事、同学、战友、朋友等熟人关系。我国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亲朋好友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古已有之，于今为盛。集资诈骗罪的立法规范，无疑不会违逆传统的民间借贷习俗，而将之犯罪化。否则，禁止非法集资的立法规范，将被人为地“升级”为，禁止亲朋好友之间自由借贷的裁判规范。在判断集资诈骗罪受害者时，不应该单纯地数人头，最主要的，是从集资人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入手，将亲朋好友排除在集资诈骗罪受害者的范围之外，唯有如此，才符合集资诈骗罪的立法意旨，而不至于扩大集资诈骗罪的适用对象。二、受害者个个都属社会弱势群体吗？对于集资诈骗犯罪，历届政府一贯坚持严厉打击之立场。除压倒一切的“维稳”式执法思维外，固守此等立场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受害者属于社会弱势群体，更需要得到刑法和刑事司法的强有力保护。如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07]34号）中就强调指出，非法集资严重损害群众利益，使受害者（多数是下岗工人、离退休人员）损失惨重，极易引发群体事件，甚至危害社会稳定。事实果真如此吗？民间金融领域属于有钱人的专利，根本没有富余资金，还在为面包或房子，而奋斗的社会弱势群体，几乎不可能成为被集资的对象，他们沦为集资诈骗罪受害者完全是小概率事件，不具有代表性。易言之，集资诈骗罪的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先富起来的人，他们中间“土豪”亦比比皆是。如在吴英案中，借款给吴英的只有区区11人，而他们先后借给吴英的集资款却多达7.7亿元。这些受害者如果也属社会弱势群体，那还有谁不是社会弱势群体呢？又如在内蒙古王英、李某甲集资诈骗案中，受害者有王某甲等十人，而他们借给被告人的资金共计882.6765万元，人均超过88万元。在经济尚欠发达的内蒙古，能拿出88万集资款的人，无论如何不能算是社会弱势群体吧。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一些中老年人，拿出半生的辛苦积蓄参与非法集资，最后沦为受害者。对此类人员我们“哀其不幸”，但依然不宜把他们视为社会弱势群体。毕竟，有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积蓄之人，或许算不上是经济上的强者，但无疑也不属于，特别需要刑法（而非其他法律）给予保护的社会弱者。不宁唯是，就算集资诈骗罪受害者，个个都属于社会弱势群体，那动用最为严厉的刑法，来保护他们亦不正当。毕竟，一旦如此，刑法就沦为对受害者偏爱有加，但又对集资人制裁过度的不平等之法了。三、受害者能自我保护吗？德国刑法学家许内曼在探讨受害者角色时，曾指出：“刑法必要性和该当性原则，要求预防社会危害，当受害者有意疏忽自己的利益，从而导致社会危害发生时，适用刑罚则不恰当。在欺诈情形中，当受害者认识到犯罪行为人的主张，可能不真实甚至是错误时，尽管仅仅是怀疑，他的利益便不应受到刑法的保护。”简言之，受害者的自我保护，应该优先于刑法保护。唯有当受害者自我保护变得不可能，且借助民事、行政等法律法规，不足以保护受害者时，才能祭出“刑法”这个杀手锏。一个基本的常识是，集资诈骗犯罪要得逞，就离不开受害者的互动与作为，而且其互动和作为，是出于受害者的自主决定和自愿自为，否则，犯罪嫌疑人在刑法上所犯的，就不是集资诈骗罪，而可能是抢夺罪、侵占罪、敲诈勒索罪等其他犯罪。当集资人虚构资金用途等诈骗行为，并未使受害者陷入认识错误，受害者出资的主要原因，在于贪图出资行为所带来的高额投资回报时，那么受害者的出资，理应视为通常意义上的金融投机行为。对于这种由集资人发起的金融投机行为，受害者完全能够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受害者决定出资时，对其资金安全问题，有充足的自我保护能力。对于受害者足以自我保护的经济犯罪，刑法是否应该事后对之予以保护和救济，无疑值得商榷。首先，它涉嫌对受害者财产投资（投机）的不当干预。受害者为谋求高额回报，而拿自己的资金去投资和投机，在现代市场经济时代已是司空见惯，其对他人权益和社会秩序并未构成侵害。此等自我决定行为，属于人格自由发展范畴，受到我国宪法的认可与保障。是故，受害者不管是投资还是投机，都不应对之作法律上的评价，对此刑法尤其应该保持沉默，而不是积极干预。其次，干预可能反而会带来，财产损害之不利后果。以集资诈骗罪处罚集资人，对受害者而言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可能为害不浅。因为金融市场云谲波诡、瞬息万变，集资人如果未被定罪判刑，那其时来运转、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亦即受害者所受破财之灾，一夜之间得到全部返还不是不可能。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受害者主动出具《刑事谅解书》，表示不希望集资人遭遇牢狱之刑，有的受害者还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公开抵触，甚至以上访的形式，对侦查机关施加压力，反对刑法干预他们的投机集资行为。受害者何以如此，难道不值得立法者、公诉人及法官深思与反省吗？我国开启市场经济模式，迄今已逾三十余载，风险观念早已像市场观念一样深入人心。就是去证券公司开个账户，也会被告知“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绝大多数受害者属于先富起来的灵通人士，他们对高利借贷和金融投机的风险，即便缺乏充分的认知，那也不可能一无所知。受害者都俱备完全的民事和刑事责任能力，刑法应该将他们看作是，享有人之尊严的普通人，而非不能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的特定人士。他们追求高额回报的金融投机，属于自陷风险，执法者大可不必扩张解释刑法上的集资诈骗罪，以贸然强势干预之。四、受害者到底是认识错误被骗，还是自陷风险投机？如果当初面对集资人的资金高回报率，和一夜暴富之极度利诱，出资者始终守财如玉、一毛不拔，那他们后来就不可能沦为受害者。受害者对其财产的自愿投机（投资），乃是集资诈骗罪既遂的一个基本条件。问题就在于，这种自愿投资（投机），是因认识错误之故，还由冒险投机驱动。在集资诈骗案件中，受害者即便存在认识错误，那也不仅仅限于，对集资人宣扬的回报蓝图这一个方面，它更多的是，对冒险投机后果的认识不足。而后者与集资人无关，应主要归责于受害者自己。根据学界通说，诈骗罪的基本构造是“实施欺诈行为→相对人陷于认识错误→因认识错误而交付财产→集资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财产交付人或第三人财产损失”。集资诈骗罪只不过是涉及非法集资的诈骗罪，其基本构造与普通诈骗罪并无二致。集资诈骗罪的复杂性在于，集资人实施了欺诈，并不必然导致受害者陷于认识错误，亦不意味着受害者交出财产，乃是集资人欺诈之结果。如上所述，大多数受害者与集资人都是亲友熟人，而且他们都是头脑灵活的先富起来的人，这意味着受害者并非在“无知之幕（或曰毫不知情）”中，将资金交付给集资人。相反，他们对集资人过去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在做什么等基本信息，即便不是了然于胸，那也绝非一无所知。作为多发于熟人之间的关系犯罪，集资人的欺诈行为，要完全把受害者蒙在鼓里何其难哉，甚至根本不可能。司法案例表明，大多数受害者都不是由于集资人的欺诈行为，而陷入认识错误，他们最终决定交付其财产的原因是复杂的、动机是多样的，将它们一概归咎于受害者的认识错误，实乃武断之至。如在吴英案中，当侦查人员问受害者“你为什么要借钱给吴英”时，受害者说的答复是：“主要是想赚点钱，另一个考虑本色（按：吴英系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法人代表）名气很大，我想她发展起来，将来也可以帮助我。”面对受害者如此之坦陈告白，我们有何理由判定集资人吴英，实施了欺诈行为呢？更怎么好意思说，受害者处分其财产是由于吴英欺诈，而陷于认识错误之故呢？也难怪一位出资者，曾这样反问吴英案调查记者，“你们为什么认为我会受骗？”，并对记者说：“我为什么要恨吴英？借钱给吴英是我自己选的，我也没看准！说她是骗子我不同意，我们理解的风险，和你们理解的风险不一样。”再如在王英、李某甲集资诈骗罪中，受害者之一秦某某借款的始末缘由，是这样的：“受害者秦某某的报案材料及陈述，证实2007年6月王英在包神大酒店租办公室，准备开浩申路桥公司，与其在同一楼办公，认识后交往不错，王英说其需要资金。2008年我去他办公室送去20万元，月利息3.5%，利息已全部付清，2009年3月电话联系需要款，我又送去20万，月利息3.5%，这一年的利息全部付清，2009年3月23日将这40万元打了个借条，利息付到了2010年3月份就不给支付了，共支付利息25万元左右，本金未付，现在还欠40万元的本金，26.6万元的利息。”从“认识后交往不错”、“我送去20万元”、“电话联系需要款，我又送去20万”、“将这40万元打了个借条”的交代中，有谁能看出，这里面存在着集资人欺诈，和受害者认识错误呢？如断定受害者秦某某两次分别交付20万元的行为，是由于认识错误，那恐怕秦某某自己都不相信吧。类似这种不存在集资人欺诈，和受害者认识错误情节的集资诈骗案，在司法实践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受害者在交付其资金时，或者对集资人是否虚构资金用途，及出示虚假的证明文件了无兴趣，或者高度怀疑但依然决定交付资金。因为高额资金回报与快速暴富诱惑，以及其他种种臆想的利好，已然驿动了他们的心。出资者决定冒险一搏的投机心态，才是他们最后沦为受害者的内因，其被害与认识错误关系了了。这种由金融投机心理驱使，而自陷风险的冒险被害，在集资诈骗罪案例中，实乃见怪不怪。在这种自陷风险的冒险赌局中，投机并非集资人独占的心态，而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缠绕的关系。当受害者利用了集资人的冒险，那必定意味着受害者的冒险，被集资人所利用。这中间基本不存在欺诈和认识错误问题，受害者和集资人，均被投机冲动及暴富欲望所俘虏，双双有意无意地自陷风险，事情的真相莫过于此。大多数集资诈骗案件都属于，不受法律保护的民间高利借贷纠纷。受害者的投机贪利心理，乃是高利借贷屡禁不止的内因，看似是施害者的集资人，其实最终亦沦为受害者。在此类案件中，受害者与集资人的界限是模糊的，被告人（集资人）同时也是受害者。在集资诈骗案件中，由诈骗行为引起受害者认识错误，实乃少见鲜闻，而共同的投机心理和心照不宣的相互利用，则是公开的秘密。五、受害者确实需要刑法保护吗？在集资诈骗犯罪中，资金高回报率是实害结果最终酿成之酵母。受害者与其说是，被“虚构资金用途”和“虚假的证明文件”所欺骗，毋宁说是，被高回报率所吸引和打动。资金回报率明显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在集资诈骗案件中相当普遍，回报率接近100%，甚至超过100%亦屡见不鲜。而根据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回报率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就属于不受法律和司法保护的民间借贷，可以定性为非法的高利借贷。换言之，受害者为了明显超过法定标准的高回报率，而将大笔资金借给集资人（注意：受害者先后多次，而非惟一一次借款给集资人的反复借贷现象，相当普遍），其行为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不受法律保护。既然如此，那事后借助于对集资人自由和财产影响至为深远的刑法，来保护受害者，岂不成了用刑法来保护非法？金融乃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血液。当下我国，金融市场基本处于政府垄断的封闭状态，民营企业和创业群体融资困难，此诚民间借贷、高利借贷和地下钱庄，异常活跃的制度原因。已有的研究表明，修订和完善我国的相关金融法律制度，肯定民间借贷的融资功能，为民间金融预留合法化空间，才能有效规制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要保护集资诈骗案件受害者，最根本的方式在于，修订我国《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金融法律，使民间融资及金融行为有法可依，而不是像如今这样，被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非法集资在我国有愈演愈烈之势，试图借助集资诈骗罪的高压刑罚，来保护受害者最终是事与愿违。刑事司法实践一再证明，对于集资诈骗犯罪受害者的财产保护，刑法委实难以承受之重。更主要的是，集资诈骗罪受害者用不着刑法保护，适用民事侵权及欺诈方面的法律，或许可以更好地保护之。六、自陷风险的受害者，应对实害结果担责吗？其实，与普通诈骗罪受害者相比，集资诈骗罪受害者，其对自陷风险所应承受的责任更大，亦更不应受到刑法的特别保护。因为集资诈骗犯罪过程中，受害者与集资人之间的资金交易行为，一般都有借条为凭证，或签订了借款协议，有些甚至用其他财产作抵押，以担保借贷行为安全。从法律上看，他们双方的资金交易行为，所确定的是民事债权债务关系，将之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其正当性不无疑问，此其一。其二，受害者将大笔资金借贷给集资人，且不同时间多次借贷较为普遍，为的是谋取高额的、为相关法律所禁止的利率回报，实质上是以借贷的方式，进行投资和投机，只不过是依赖集资人的间接投资而已。如此定性就足以证明，所谓集资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实乃从投资失败、无力还贷之结果，推导主观原因，与客观事实毫无关联。这种以高利借贷面目出现的投资与投机，之所以屡禁不止，长期盛行于民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它有失败的风险，更有成功的案例。试想，如果每位出资者即受害者，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全盘皆输，此等高利借贷式投资，怎么会在民间社会长盛不衰呢？然而，对于借贷式投资成功，执法者就不闻不问——至今尚无投资成功，而集资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之先例。而一旦投资失败，执法者就拿集资人是问，执法者岂能如此成王败寇？出资者借助集资人投资成功，就盈利千千万万；一旦投资失败，则有刑事执法为其追缴本金，出资者即受害者始终坐收高额回报之利，而无须承担任何风险，这显然违背金融投资市场，风险与回报对等法则。如此一来，集资诈骗罪不但不能有效规范，和治理民间高利借贷，而且分明是在鼓励人民，进入此等不必承担任何风险的投资（投机）领域。集资诈骗罪的出台，丝毫未抑制民间高利借贷之高发态势，就是最好的明证。作为高利借贷的受害者，对借贷行为存在风险，无疑有清晰的认知。毕竟，身边那些高利借贷最后血本难归的鲜活事例，时刻在提醒他们，高利借贷有风险，资金出手要谨慎。大多数的借贷人，都把借贷的资金是用于投资经营，将借贷资金用于被刑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的情况，属少数之例外。不宁唯是，被借贷人即受害者在认识到风险之后，还可以立即向借贷人抽回资金，以消除风险。但现实情况是，受害者在尝到高利借贷的“甜头”后，往往向集资人追加出资，全然不顾出资越多风险越大的投资（投机）常识。受害者借贷的目的，在于牟取高额回报，而最终能否获得高资金回报率，完全取决于集资人的投资成败与经营好坏。在某种程度上，集资人的投资与经营可以被理解为，“帮助”受害者实现资金高回报率。而所有的投资和经营，都存在失败的可能性，本金都打水漂，更遑论高回报率的惨败结局，往往不是集资人能乾坤独断的。总之，绝大多数受害者对自陷风险，有足够认知，要求借贷者的投资经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在事实上做不到。而一旦失败就刑法伺候，这在法理上说不通。没有集资诈骗犯罪受害者对其财产的交付行为，即受害者不自陷风险，那所谓集资诈骗犯罪根本就不可能得逞。不顾受害者的自愿交付即自我决定权，强行用刑罚来惩治集资人，此等立法无疑具有明显的家长主义作风。而家长主义并非自由的保护者，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和威胁着自由。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没有人能强迫我，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幸福。英国思想家伯林曾言，家长制是可以想象的最大的专制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家长制不把人当做自由的人来看待，而把他们看作是我这个仁慈的改革者，根据我自己，而不是他们的自由意图，来塑造他们的生活。近代启蒙思想家洛克指出：“法律充其量只保障公民的财产和健康，不受他人的欺诈和暴力的侵害，而不能保障所有者自己，不会对财产漫不经心或管理不善。一个人不论其愿意与否，谁都无法强迫他，一定要发财致富或身体健康。不，上帝自己也不会违反人们的意愿来拯救人。”当我们以保护受害者的名义，对集资者实施严刑峻法时，别忘了受害者可不是无辜的。没有他们对其财产的照顾不周和冒险投机，哪来集资者集得盆满钵盈？对于集资者最后的失败，谁能说出资者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责任？他们沦为受害者究竟有多冤，恐怕他们自己都没底气说出口吧。 刘练军，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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