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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的活动是我此次瑞士之行的主要活动，即参加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早晨，蓝天如洗。据说，苏黎世上周还是阴雨连绵。运气真好！ 8点，我和其他参会人员一起在酒店门口乘坐专车前往国际足联总部。汽车穿过市区，半小时后来到位于苏黎世湖东南的国际足联大厦。这里环境优美，绿树成荫，绿草如茵。不过，大厦以黑色为主调，颇有些神秘色彩。
这座大楼共有八层，但是地上只有两层。足联官员引导我们坐电梯下到地下三层，穿过数道玻璃门和冷色墙壁的通道，来到主会议室。我感觉，这里好像军事基地的地下指挥中心。 开会之前，我在会场外见到了国际足联的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先生。他与我谈到上个月访问北京时会见习近平主席的情况。他还很客气地说，中国的足球会越来越好。
9点，全体会议开始。道德委员会的全会首先由国际足联的法务主管维立格先生主持。国际足联主席致欢迎辞后，秘书长萨莫拉女士简要介绍了这一届的新委员，然后由主席向各位新委员颁发国际足联的“身份证”和徽章。欢迎仪式至此结束，主席、秘书长、法务主管便离开会场。
接下来进行道德委员会的正式议程，主持人是道德部行政主管罗德理戈茨先生。先由道德委员会的两位主席致辞。第一位是调查庭的主席玛利亚·罗嘉斯女士，她是哥伦比亚人，曾担任该国的政务院主席（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of State）。第二位是裁决庭的主席瓦斯里奥斯·斯考利斯先生，他是希腊人，曾经担任欧洲法院的院长（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两位主席致辞之后，主持人介绍了国际足联的组织结构、司法机构、道德守则、相关案例等情况。随后各位委员相继进行了自我介绍。这些委员来自世界各国，都有法务工作背景，多为律师，而且多有国际工作经历。我好像是唯一的法学教授。我简要介绍了自己的法学研究、文学创作以及与足球的缘分。颇值一提的是，整个会议过程中有笑声，无掌声，给我留下了简洁明快、有条不紊的印象。也许，这就是国际足联的一种文化。
会议中间休息时，我想到地面上去享受灿烂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但是发现自己很难找到这座“迷宫”大厦的出口，并且有些门还配有指纹锁。虽然国际足联主席给我们颁发了“身份证”，但是它并不能打开那些通道的门。后来还是一位足联官员送我到地面，并且在接待大厅等候，再带我返回会议室。这座大厦里的工作人员共有四百多人，但是在外来者眼中，许多区域都好像空无一人。当然，地上一层的接待大厅还是暖意融融的。 11点30分，道德委员会的调查庭和裁决庭分别召开会议。我们调查庭共有八位委员。会议由调查庭主席罗嘉斯女士主持。首先由她致欢迎辞，然后又经过点名才进入正式议程。罗嘉斯主席做了工作报告，然后，我们讨论了调查庭的工作程序和职能，特别谈到了保密程序以及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的规定。
中午，我们到餐厅就餐，两个大圆桌，西式自助餐。我不太喜欢西餐，因此不具备评价餐食的资格，只能说服务很有档次，红酒也很有档次。主席没来，秘书长与我们同桌。席间，她特意解释说：她和主席提前离开会场，不是因为他们有其他要务，而是要尊重道德委员会的独立性！我还注意到会场布置的一个细节，国际足联主席并没有坐在正中间，他和秘书长分别坐在两位道德委员会主席的两边。 下午的会议结束后，足联主席到一层大厅与我们道别。我送给他一本人民大学图书馆于2013年举办的“何家弘教授著作展”的纪念册。 （四） 飞机平稳地离开跑道，飞向蓝天。万里无云，阳光灿烂。我透过舷窗，俯瞰苏黎世的城区，用目光搜索我留下足迹的景点，一丝眷恋从心底油然升起。这是我的第一次苏黎世之行，但绝不是最后一次。耀眼的阳光让我的眼睛感觉疲劳，我便转回头，闭上眼睛，在脑海中梳理这次旅行的心得。 国际足联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其人员构成的多元化。不同肤色的人来自世界各地，带着不同的文化传统。虽然在这里工作的人员一般都能讲英语，但也经常听到他们在用其他语言交谈。国际足联的工作语言是英、法、德、西。我们开会时就配有这四种语言的同声翻译。道德委员会的成员是各洲足联推荐的，具有地域的代表性，而且多来自中小国家，如卢旺达、肯尼亚、塞内加尔、爱沙尼亚、哥斯达黎加、萨摩亚、直布罗陀、瓦努阿图等。不过，这些委员大多具有国际工作的经历。除了十六位委员，道德委员会还有十几个行政人员，属于秘书处下的道德部。周三下午参加我们调查庭分会的六位行政人员分别来自委内瑞拉、秘鲁、美国、哥斯达黎加、西班牙和葡萄牙。这里很像是一个“小联合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