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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游牧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军事集团，动物凶猛呀！那么，航海民族，半斤八两，异曲同工，航海民族在茫茫的大海上，与天斗，其乐无穷，与海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海盗凶猛呀！斗得过海盗，那可不是一般的本领，某种程度上，比海盗还要具有战斗力。 英国，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不说也罢。传说中北欧海盗的大本营，瑞典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啊，为什么啊，福利国家啊，高度发达啊。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第一桶金怎么来的？带有或多或少的原罪吧！自己反省去吧，点到为止！ 茫茫大海上，不管遇没有遇到加勒比海盗，在一艘船上，是一种军事化的编制，以便遇到突发事件，随时进行应急处置。船员首先服从谁——船长呀。比如说，泰坦尼克号，触礁了，不行了，这时候怎么样，船长就是“舰队司令”，发布命令：爷们儿都得把救生圈让给老人小孩和妇女。不想让出来，也得让，军令如山倒。 在紧急关头，大家可以看，危机处理当中，泰坦尼克号的船员要把救生设备让给老人妇女和小孩。不守这个规矩，就会遭天谴，下地狱，明白了吧。不是说中国，公交车来了，不守规矩，能挤就挤，哪管妇孺？关键怎么样啊，沉船的时候守纪律，这个守纪律，是不是守到家了？像海涛学友说的，这是不是一种神圣性，哎呀，我的主啊，这就是神圣性！ 船长这时候，在上面就是主，就是“主人”，就是“司令”，就是“总统”，就是“牧师”，让大家怎么着，绝对要听从。为什么呢，因为船长下达的命令是最公正，最无私，为什么呢，船长也得将救生设备让出来。可不像中国，哎呀，大姨子，小姨子，七大姑，八大姨，家里人多，咱都弄上，大家一看这个，还会服从吗？所以，集团性怎么来的，毛润之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大有道理啊！ “集团性”首先得有纪律性，为什么呢，因为集团性首先得打仗，是个军事集团，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所以，“集团性”来自于哪，来自于打仗。遇到海盗容易打仗。少数民族入土中原，骑着马来了，嘎达嘎达，主要干啥，要抢粮食啊。包括成吉思汗它，这是个军事单位啊。包括满洲八旗，本身是个军事单位。集团来自于军事单位，军事单位就是所有这些人都是兵。兵得怎么样啊，兵得加强纪律性，就得纪律严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是这样的吧！当年西方怎么来的，西方中世纪，天主教长期感化蛮族人。为什么骑士特别尊重妇女？骑士想不想有荣誉，想不想有face？想，就得遵从命令，这是规矩，大家看是不！骑士是最小的单位啊，是这样的吧，相当对于中国看家护院的，但，中国看家护院的，可不大手纪律呀，有时候，还调戏妇女。这与骑士相比，可差了行市了。 骑士有纪律性，而且纪律性强到一定程度，为什么？实际上，有一点“克己复礼”，实际上，遇到战乱，参与战争，这是很荣誉的事情，荣神益人。西方，很长时间，只有贵族，才有打仗的权利。英勇善战，立有军功，公侯伯子男。实际上啊，来自一种军事生态的长期积淀，在公共生活当中，在组织生活当中，遵守纪律。为什么说守纪律，本身是军事集团的一分子，习惯成自然。 中国也打仗，中国也打仗，主要是“被揍”，主要是“被揍”，明白了吧！中国的阿Q精神，怎么来的？鲁迅读古书甚多，不会没有基本的判断。直到现在，历史课本上，还有一种说法——征服者被征服。成吉思汗被征服了，还是八旗被征服了？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意淫啊！睁着眼睛说胡话。 中原地区，主要是种粮食。西方主要来自于哪，来自于海上，当然，首先是地中海了，大航海，把视野从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海上军事集团，哦，过了俺们的界了，违约了，海上一个浪头就过界了，大家看是不？昏天黑地的，一个浪头鲁滨孙就到岛上去了。一个浪头就过界了，那海上的不确定性。但是，陆地上，“二愣子”家，“三胖子”家，房基地界限分明，有时候也有纠纷，找帮大哥，发现没有，那个比较清楚。海上没有那么清楚的边界，为什么啊，这就是不确定性。还有游牧民族，天气一冷，冻死那么多“喜羊羊”，还非得往北边去，去找爱斯基摩人去啊？肯定往南边跑了。生活的不确定性，不知道老天爷什么时候打雷，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冻死那么多“喜羊羊”，这就是不确定性。所以，竺可桢先生，气象学大师，就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分析中国的物候变迁。 特别有道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气候是不是也决定经济基础啊，是不是，气候决定冻死多少“喜羊羊”啊。大家看，只要“喜羊羊”冻死到一定程度，不是成吉思汗，也能锻造一位成吉思汗。为什么啊，恩格斯说了，历史需要巨人，而且能够产生巨人。只要成吉思汗喊一嗓子：弟兄们，走，那就走啦！谁想和“喜羊羊”一块冻死啊。有些民族，本身是个军事集团。军事集团的话，不仅仅是需要一套纪律，还有更高的东西，那就是伦理，或者宗教。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军事集团需要宗教，来感化这个部落，这才有了那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总觉得这话，是冲着成吉思汗或者多尔衮说的。 文明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兵的，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南方还是北方，当兵的有信仰。西方当兵的，信什么呀，天主教呀，大家看是不！这个教或者那个教，某种程度上，它们承载了一种天道神性，是一种正义性。那时候不是为国家打仗，不是为朝廷打仗，不是为老百姓打仗。为谁打仗，为上帝打仗。中世纪，一僧二兵三工四役，很长一段时间，僧和兵，结合在一块，就成为僧兵了。这不正是十字军东征时，欧洲社会的基本面吗！为教皇打仗，积极性是不是高？最后有圣战啊。 这个社会，怎么也得有点确定性的东西，怎么也得有点确定性的东西。中国确定性的东西是——朝廷，但是，朝廷给大家的感觉是特别远，天高皇帝远。它是一种确定性，但是，这种确定性，有和没有差不多。梁漱溟先生就说，中国有一种非国家的取向。但是呢，中国就有这种确定性，就是所谓“大一统”这东西，中国不管怎么样，以“政”来统“教”，不妨称之为中国的多元一体格局。正朔之分，含糊不得，但，宗教之间，不妨多元，最初，也许是大地域共同体，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应对之策，天长地久，反倒成为“生存智慧”，这才有了儒道释三教合流。 |
